南方周末
□黃全愈
什么是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北大校長許智宏代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建成幾所世界知名大學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币虼?，呼吁國家繼續對有關大學實行“財政傾斜”的政策。于是，《中國青年報》驚呼：“北大再喊窮，中國教育怎么辦？”
國家的資金投向，當然有輕重緩急之分。關系到國家前途和發展的重要項目，財政再困難也得“傾斜”。
我想與許校長商榷的問題是，“建成幾所世界知名大學是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如然，完全應該傾全國之力在中國辦他幾所世界一流大學。
我們先假設“建成幾所世界知名大學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的立論是成立的，然后按照這個假設往下推：要辦世界一流大學，中國缺些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回答：辦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具備什么條件？我想大致需要“四個一流”：一流的教學設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師資，一流的學生。
一流設施，最容易辦到。集中財力，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沒有辦不到的。君不見，杭州就有一間學校，竟然有一座按美國的白宮一比一建造的幾可亂真的“白宮”。一流的管理，也不難辦。當過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人很多，中國要請三幾個也是絕對請得到的。
一流師資，稍難些。但集中全國最優異的師資，廣納世界最頂尖的華裔學者，每一個系(甚至每一個重要的專業)高薪聘請一兩名世界級的一流教授，真要做的話，三五年內也不是什么辦不到的事情。
然而，高校培養的學生，是表現大學的“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大職能的重要指標。因此，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培養出世界一流的學生。
其實，最難的也就是：一流的學生哪里來？如果說，一流的“產品”需要一流的“原料”，那么，培養世界一流的大學生，需要世界一流的基礎教育提供世界一流的生源。然而，中國以應試教育為根本的基礎教育是無法承載世界一流大學的，也是無法承載許校長所說的作為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的“世界知名大學”的。
經過若干年潛心研究美國基礎教育中的“天賦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基礎教育不僅為美國的頂尖大學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為美國成為創新型的國家提供了“重要保證”。
我攻讀博士時的專業是高等教育管理，因為我的導師告訴我：高等教育是美國科技發展的關鍵。而我考慮：中國的基礎教育世界一流，問題都在高校。但后來，我在研究中美教育比較中，逐漸把方向改到了基礎教育。因為我發現：一個人要上躍，首先要下蹲，而且腳下的著力點的堅實度與人的上躍度成正比。如果我們把教育看做一座大廈，基礎教育是這座大廈的基礎，高等教育則是它的頂?；A不好，大廈不牢，花再多錢去堆一個“金頂”，也是徒勞、本末倒置的。更何況一座大廈除了最高的“頂”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層次”的樓層。
這就是說，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基礎教育為各行各業提供各個層次的創新型人才，這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國的基礎教育顯然無法成為這個“重要保證”。遺憾的是，許校長把“金頂”看得比“堅實基礎”重要；更遺憾的是，教育部趙沁平副部長在3月10日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也只是談了“高校將主要從三個方面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支持”(見3月1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4版)，似乎建設創新型國家全看高等教育的了，完全沒有提及基礎教育。
北大與基礎教育無關嗎？
可能很多人無奈地為北大打抱不平：基礎教育與北大無關。可是，如果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就不能說與基礎教育無關。換句話說，北大想建成什么樣的“頂”，就需要有什么樣的“基礎”。
然而，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就與基礎教育脫不了干系。因為，一是生源的質量對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至關重要；二是北大的選材標準影響甚至指揮著基礎教育的走向。生源的質量，不僅影響北大畢業生的培養質量，甚至影響校園的學術質量。因為一流大學的學生群體是多元文化校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界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擁有64位諾貝爾獎得主，居全球名牌大學諾貝爾獎排行榜第二位。他們是怎樣看待自己與基礎教育的關系的呢？該校招生辦執行主任弗達先生跟我說：“我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念：無論是課內課外，學生之間能相互學到許多東西。因此，由有著不同生活經歷的學生組成的群體能給學校帶來巨大的貢獻?！彼裕紤]最多的問題是：招收什么樣的學生，才“能夠幫助學校營造一個學生群體去更好地完成學校的教育使命”？
也就是說，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多元文化的校園———由具有不同背景、特點、能力的人組成的“學術社區”。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多元文化校園對一間學校的學術質量產生的重大影響，以為教學就是老師教，學生學。其實，學生群體間的互動也是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多元文化的校園既指學術思想、學術風格的多元，也指教職工和學生特點、特長、經歷、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園才能促成人才間的互動，形成一個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富于創新的學術社區。
說美國的多元文化校園可能遠了一些，其實中國的教育也有過這種經歷。我就一直懷念77級、78級那個“藏龍臥虎，五花八門”的校園文化：我們中有十萬大山來的“老插隊”，有已達10年教齡的民辦老師，有乳臭未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轉業軍人，有在文工團跳過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涼鞋上釘鐵掌的縣城干部，有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筆字抄過三遍《左傳》的工人，有因偷聽外國英語臺而失業的待業青年，有因不滿“四人幫”而受過懲罰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墻深院內的高干子弟，有講洋涇浜國語的歸國華僑，有張口閉口《哥達綱領批判》的“老高三”……盡管那時大學禁止談戀愛，文化生活還不夠自由，但大伙兒聚在一起侃大山就是一種其味無窮、取之不盡的寶藏。琴棋書畫、雜藝競技，上廁所拉泡尿都能碰到幾個人才?！安佚埮P虎，五花八門”的生源本身就構成了校園文化的無價財產。
世界一流大學追求的境界，就是營造一個多元文化的校園：使得學生在課外學到許多課內學不到的東西，使得學生隨時隨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長補短的人。為了營造這樣的環境，世界一流大學用我稱之為“三合一”(高考成績＋平時成績＋綜合素質)的多樣化的錄取標準去招收具有各種特長和背景的學生。為什么哈佛曾將365個“高考狀元”(SAT滿分者)中的165個拒之門外？為什么哈佛曾招了一個無家可歸而又聰明好學的流浪女？為什么伯克利收了一個鍥而不舍、勤奮努力的流浪漢？為什么普林斯頓錄取了一個童子軍餅干賣得多的黑人女孩……其實，道理很簡單：單元的結合1＋1＜2，而多元的結合則是1＋1＞2。比如說，由11個郝海東組成的球隊，不堪一擊！只有郝海東、范志毅、孫繼海、江津等具有各種特點和能力的隊員組成的球隊才能打進世界杯。
然而，中國的高考認分不認人，以考分為錄取的惟一標準，招收的學生特點太單一。即便錄取的全是高考狀元，由這些特色單一、特點相似(包括弱點相似)的學生組成的校園文化，也是不健康的，甚至形成的是1＋1＜2的環境。更何況，這些通過高考出來的“狀元”們，大多不過是一流的“考生”，而不是一流的“學生”。
可惜，北大年年與清華爭奪高考狀元，不僅不利于北大自身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所必需的多元文化“學術社區”，而且給中小學的基礎教育一個不良的示范。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作為中國兩家最著名的學府，你們的選材標準，是基礎教育的風向標和指南針。你們選什么樣的人，中小學就培養什么樣的人。高考狀元年年熱炒不絕，屢禁不止，難道與北大清華年年爭奪高考狀元無關？
據國內多家報刊的報道，許校長曾說：“都想上北大清華，說明教育出了問題?！贝蠹摇岸枷肷媳贝蟆?，而北大年年爭奪高考狀元，孩子、家長、老師就都去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北大繼續與清華爭奪高考狀元，中國的基礎教育就愈發應試化，中國一代代人的創新思維就在以考為本的基礎教育中逐漸蛻化。
素質教育喊了很多年，中小學教改方案不斷，但收效不大。什么時候北大不再與清華爭奪高考狀元，應試教育就不攻自破，素質教育才曙光初現。
許校長曾在2005年12月4日參觀北大南寧附屬實驗學校時表示：“高分低能的學生在北大常常缺乏發展后勁。”但是，許校長只敢對考研究生的人說：“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初試分數不是北大錄取的最終決定因素，它只是為學生爭取一個復試的名額而已。面試時北大更重在考核學生的思維能力、綜合能力……”
雖然“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初試分數不是最終決定因素”，北大已有很大進步。但是，等到研究生階段北大才“認人不認分”，才正視教育的“基礎”，恐怕已經有些晚了。
北大想對“建設創新型的國家”有所貢獻，不完全在于國家增加對北大的資金投入，而在于北大通過自己的選材標準，對基礎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發揮重要影響。
(作者系美國邁阿密大學教育管理學博士，教育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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