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基尼系數的節節攀升，“貧富懸殊”、“貧富對立”日益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和無法回避、繞開并產生巨大影響的社會問題。
在這里，我想談談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一、貧富差距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均貧富”一直是中國下層人民的夢想。不能說這個愿望有什么不對。但它就像人人都希望中500萬大獎一樣，期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實現又是一回事。
原始共產主義時期，由于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只有共同勞動才能生存，因而沒有私有財產，于是也就不存在貧富差距。將來到了共產主義，整個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當然也不會有貧富差距。但是前者雖然公平，卻又有誰愿意回到那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后者雖然是我們為之奮斗的理想，可惜實在太遙遠了，根本不可能在今天成為現實。
既然“均貧富”在當前根本不可能，那么承認貧富差距的存在不僅是現實的需要，而且還要承認它還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追求富裕，追求更美好、更富足的生活既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對財富的追求事實上把每一個人的潛能都發揮到了極致。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發展巨大的對比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劍，它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由于每個人的主、客觀條件不一樣，也必然造成貧富差距。我們不能為了避免貧富差距而人為地犧牲效率，犧牲經濟的發展。
二、對財富的獲取必須遵守“游戲規則”
競技體育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它最殘酷的地方，就是既有勝利者的榮耀，也有失敗者的眼淚。競技體育不會同情弱者。但是競技體育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 必須有科學、嚴密的“游戲規則”；
2、 必須有裁判來執行這些規則；
3、 裁判不能下場踢球，即要當裁判就不能踢球，要踢
球就不能當裁判；
4、 裁判執法必須規則面前人人平等。
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游戲規則”已經到了非常嚴密的程度，任何人要想通過違反規則致富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們可以容忍比爾·蓋茨與下層貧民其財產方面的巨大差距，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但絕對不能允許有任何違規致富的人和事存在。
可惜在我們這里，情況就太不一樣了。我們長時期以來都是實行的計劃經濟加大鍋飯。當二十多年前我們倉促地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時候，這種轉軌在極短的時間里就成了現實，可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卻并沒有與之相應地建立起來，這就給許多人違法或合法但不合理致富留了巨大的操作空間。這里試舉幾例：
1985年至80年代末，一些人利用當時的價格雙軌制，通過“計劃內”倒“計劃外”而暴富。
1987至1992年的土地投機。那時土地的供給實行的是審批制而不是拍賣制。誰能從某官員那里搞到一塊地皮，轉手間倒出去就立馬可以成為百萬富翁。
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所謂ＭＢＯ。一些人借國企改制之機化公為私，制造了贏家通吃、輸家皆失的零和局面。在造成大量國家資產流失的同進，也造就了大批億萬富翁。
在中國，“煤老板”總是與礦難連在一起的。昨天我從一本資料上看到，山西的煤老板最要緊的不是如何搞好生產，而是如何把官員“搞掂”。只要能從官員手中批到一塊礦源，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資，以后每年滾滾而來的就是純利了。
在中國，還有大量的壟斷企業。這些企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攫取壟斷利益。一個剛從技校畢業不久的學生其薪酬就可以達到荒唐的數字。
……
中國富人富得是如此離奇，以至于2004年河北省還發了一個赦免富人原罪的“一號文件”。這可真是世界少有的奇觀。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白中國人為什么“仇富”了。其實中國人仇恨并非富人，而是掠奪。
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厚的民族。中國人并不仇富，只是要求富人富得理直氣壯，窮人窮得心服口服。
三、貧富差距必須限制在一定范圍內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絕對不應是我們追求的社會。
如今有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說法，叫做“馬太效應”。它是說差距一旦形成，其趨勢將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對財富的追求也是如此。致富不僅需要勤勞，更需要勤勞以外的諸多條件，如資本、知識、龐大的社會關系網等。你越是富有，你的資本就越雄厚，你的社會關系網就越龐大，你的知識就越豐富，你就越能在商海中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于是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你要是沒有這些條件只會苦吃死做，那么你只能成為一個打工仔而不能成為富翁。更可怕的是，富人的后代由于具有良好的受教育條件和父輩龐大的資本和社會關系，可以很自然地進入上流社會；而窮人的子女大多不可能完成高等教育，也沒有從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資本和社會關系網，因而他們最終的命運多是“子承父業”，繼續為富人打工。于是這就應了那句中國的老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其結果是不僅財富世襲，而且貧窮也是世襲。
讓貧窮和財富世襲下去不僅不公平，而且由于富人的子女一生下業就處于社會的金字塔的頂部，他們難以經受風雨的磨練，很可能最終只能成為一批紈绔子弟，難以具有上一代那種拚搏奮進的精神。這對國家對社會來說都不是幸事。
不僅如此，貧富差距一旦超過了社會所能承受的極限，當活著比死亡更難以忍受的時候，誰能保證社會不再出現馬加爵、王斌余那樣的人？
結論自然是：貧富差距必須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不能無限制地擴大。
四、社會要為控制貧富差距有所行動
如前所述，過度的貧富差距對富人和他們的后代、對窮人和他們的后代以及對社會都非幸事。但若對貧富差距不加控制，又必然會產生“馬太效應”，貧富差距將會越拉越大。為此社會應當為控制貧富差距采取有效措施。
事實上，政府利用行政的力量調節貧富差距是世界通用的慣例，而這種調節方式最常用的，一是稅收，二是富人的慈善事業。
全世界福利最高的地區是北歐。北歐人在有職業時都要交納很高的賦稅，越是富有交稅越多；而一旦失去工作則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很高的福利。他們的福利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失業時與在職時差別并不是很大。這些國家因為人們沒有后顧之憂，社會極為安定，而高稅收高福利的政策也沒有造成大量的懶漢。
在美國，我們都知道共和黨競選主張一直是減稅。誰享受由減稅帶來的好處？當然是承擔了主要納稅義務的富人；誰承擔了因減稅而造成的福利降低的損失？當然是窮人。所以共和黨被稱為“富人的黨”。反過來，民主黨的競選綱領一直是增稅。誰享受由增稅后帶來的福利的增加？當然是窮人；而誰因增稅而要多交稅？當然是富人。所以在美國，民主黨被稱為“窮人的黨”。但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用稅收來調節社會貧富差異則是沒有區別的。他們的差異僅是增稅和減稅的幅度的不同。
在我國，卻是另一回事了。本來富人即使不須為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僅是他們更多地占用了社會資源也應多交稅。如窮人的雙腳和富人的寶馬誰需要更多的道路資源？當然是后者。
可惜的是，在我國工薪階層一直是納稅的主力。用稅收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還根本談不上。
除了利用稅收的杠桿來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外，一個健全的社會還應有廣泛的慈善活動。在這方面，美國的比爾·蓋茨可以說為全世界的富人做出了榜樣。比爾為慈善事業損出的金錢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而且他還留下遺囑，死后把他財產的主要部分也要捐給慈善事業。但在中國，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情景。今天早上我在中央臺看到了一則報導，社會為一位帶著兩個嚴重殘疾子女的母親展開了募捐活動，而響應募捐并捐出自己一點微薄的收入的，全是貧苦的工薪階層，甚至很多捐助者自己都是殘疾人。
在中國，富人肯為慈善事業捐款還是具有很高價值的新聞，慈善事業的主力仍是工薪階層。
富人拒絕為慈善事業捐款是他們自己的權利。但是我們在網上卻不斷見到有人發表文章咒罵慈善事業，這些極端仇視工農大眾的人號召富人拒絕為慈善事業捐贈。這實在讓人嘆息中外富人處理金錢的觀點的不同。
當前中國解決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仍是“扶貧”?！胺鲐殹睙o疑是正確的。但除此而外，利用稅收杠桿調節貧富差距和開展社會慈善事業不知是否可行？
當前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解決貧富差距和貧富對立，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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