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30日 新京報
有次跟一位北京朋友聊天，他提到民工與市民之間的矛盾有可能從民工第二代開始激化。這個說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民工第一代生長于鄉村，他們的參照系通常是鄉村的父輩，容易產生滿足感；民工第二代生長于城市，他們的參照系是同齡城市人，更容易有失落感。在城市已經不可能沒有民工的情況下，要想規避這種結構性問題，保證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武漢市教育局決定從9月開始在10所中小學試行農民工子女單獨編班，這個消息勢必引起爭議。（新華社5月24日電）
這一“隔離教育”的行為，使得教育主管部門成為眾矢之的。可是，如果對既往的相關信息進行追溯，我們會發現武漢市以及武漢市教育局在民工以及民工教育方面曾有過不少值得贊賞的努力。2004年2月，新華社曾經報道武漢給農民工“市民待遇”，將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納入城市義務教育范圍；2005年8月，新華社再次報道武漢對農民工子女給予特別關注，一律和城市學生享有同等待遇，做到公平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此次“隔離教育”并非教育主管部門主觀上試圖推行教育歧視，恰恰相反，他們在試行這一政策的同時再次強調在師資配備、教學設施上必須同等對待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學生。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教育主管部門無可指責。據新華社報道，教育局之所以采取這項試點，與混合編班遭到一些城市學生家長反對有關。值得質疑的是，既然民工擁有“市民待遇”，為何未能充分調查農民工子女家長的看法，而是偏聽其中一方。更值得質疑的是，此次列入試點的德才中學，曾經因為融合教育被眾多媒體報道，為何此次反其道而行之？
德才中學曾實行兩種班級管理方式：按照家長和學生的意愿自主選擇，將110名個流動人口子女單獨編班，另外110名流動人口子女則與武漢市籍學生混合編班。學校試圖比較哪種班級管理方式更有利于打破不同身份學生的隔閡，推動學生之間的融合。據2004年的《湖北日報》報道，“融合教育”獲得很大成功，超過7成的獨立班學生向老師提出：“取消獨立班吧，我們不想做溫室里的小草。”另據項繼權等學者的研究，城鄉學生混合編班可以更好地消除城鄉學生的差距，使農民工子女盡快地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會之中。
他們建議“國家的政策應該是鼓勵交流和融合，而不是隔離……要規定開放所有的城市公辦學校，農民工子女可以根據其現居地就近選擇入學，混合編班。”
雖然實踐和理論都已經證明“融合教育”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可是它在實際推行中依然遭到強烈反彈。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隔離教育”的試點，不僅來自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來自由下而上的“片面民意”。此次“隔離教育”與多次反復的“婚檢風波”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如果一些基本的文化理念沒有得到普及，即使主管部門試圖推進一些改革措施，也會遭到公眾的反對。我們熟知職能部門拒絕改革、公眾期待改革的格局，遇到職能部門推動改革、公眾拒絕改革的局面往往就會不知所措。改革絕不僅僅是一些政策的轉換，首先是文化理念的培養，政策轉換只需瞬間就可以完成，理念培養卻要未雨綢繆，耽誤不得。
□王曉漁（上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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