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05日 來源：廣州日報
幾天前，我受“北京地球村”之命到山西陽泉調查環境污染問題。在太原，我有意無意中向當地的環保部門提問了一句：你們這里的環境NGO（非政府組織）多不多？我想，像山西這樣全省幾乎都在吃資源飯和祖先飯的地方，像山西這樣有好幾個城市名列污染城市前列的地方，應當有那么一些洶涌澎湃的非政府組織，來替民間的個體的松散的脆弱的人們，來替可憐的悲慘的天天受到掠奪和毒害的自然環境出頭說話。
然而，他們很遺憾地告訴我，太原除了幾個關注環保的“大學生社團”，就只有山西環境文化促進會和山西省環保產業協會了。前者似乎是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的“山西分舵”，后者的會員中肯定有相當多的“環境傷害者”，他們入會或許只是想尋找更多的政機和商機。
中國最早的環保主義者，或者說最容易被環保思想感染的人，是些知識人士，是些文學感應能力強的人士。環保主義者是我認識的最善良的人，也是最經常地陷入絕望中的人。替自然說話的人往往會被人視為敵人，會被人視為忽視人權（尤其是富裕權、發展權）的人。一個人因為替自然呼告而把一些人當成敵人，那些踐踏自然已經習以為常的一些人也就很容易把他當成敵人。
中國的環境NGO至今也算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公眾已經開始對道德純潔和情緒感染相當厭倦，他們不想再接受“調查”和研究，而是要求“實踐”，他們不想讓你來教育我，而要求你來幫助我走出當前環境權被掠奪和重創的困境。他們需要策略，需要解決方案，他們暗地里承認，只要你有能量，不再問你出身，只要你對人類和自然界抱的是公益性的關心，人們就會響應你，就會與你同行。所以，人們希望中國的環境NGO開始有強大的“自生能力”——不僅富集于北京或者云南，而是全國各地遍地開花；不僅是環境教育或者美學熏陶，而是在感受當地美好的基礎上，為當地的環保困境出謀劃策；不僅是志愿者思路，更需要產業化待遇。
也許是中國人天生就羞澀，也許某種程度上“拉熟人入伙”是最簡易之工作方法，中國的環境NGO目前仍舊缺乏廣泛“拓荒”的勇氣。他們要么沉迷于個人的發現和感應，要么對同好者表達出了過多的遷就和互戀。他們肯定也意識到，環保不是環保人士“帶著悲傷的狂歡”，而是冷靜謀劃可持續策略；環保不再是道德的招引，而是在參與多方博弈和“決斗”之后獲得的一小點權威。所以，他們一直在努力地改良自己。他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開腔，拉陌生人入行”。
陌生人有可能是不理解環保的人，有可能是敵視環保的人，與環保主義者身上鮮明的“無力感”相比，陌生人往往身上潛藏著巨大的“決策能量”。環保不再是中小學生之事，不再是知識分子之事，不再是弱勢者之事，不再是無力者之事。環保是成人的事，環保是手持“強權印章”者的事；環保NGO表達力量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當眾啼哭而是“舉案說法”。環保不是惡意的傳銷，而是善意的、替自然代言；環保說到底不是在治理環境，而是在治理人類的行為，而人類的行為只有兩大塊，一是生產行為，二是消費行為。只有當所有的環保人士都能夠面對陌生者、強硬者、頑固者發起攻城略地的“行為改善運動”的時候，我們的環境NGO，才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權威，受到越來越大的尊重和信任。自然，他們的肌體也就會越來越健康，越來越強壯，再也不用考慮“先長高還是先長壯”這樣愚蠢的問題。（馮永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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