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觀“綠色和平”攝影作品展《稻米之路》系列
攝影展現場前排就坐（由左至右）：中國農科院“作物種質資源考察與保護生物學”專家楊慶文，稻農攝影指導、云南著名攝影師耿云生，云南稻農攝影師代表熊貴芝，綠色和平國際資深影像總監John Novis，綠色和平項目主任王路俠，綠色和平媒體主任周梅月。
作者與讀者（由左至右）：我，一位現場觀眾，荷賽獎得主丹尼爾，本次攝影展年齡最小的作者、21歲的傣族姑娘白云仙。
“我十七歲那年考上一所學校進城念書成為遠近聞名的事件，人們當然羨慕我因此戶口轉為“非農業類”而改變了命運，但最基本的羨慕還在于我從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飽飯。他們越是羨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農民的兒子。”
——摩羅 《我是農民的兒子》
很慚愧，從第一次在余杰的書中接觸到摩羅這個名字，過了三年，直到我大學畢業，才在《天涯》雜志上讀到摩羅的文章。我的記性越來越不好，但我始終有一個半模糊的印象：摩羅說，他始終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即使在城市中生存，卻始終感覺到與城市的格格不入。
我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從上大學來到城市，漸漸地融進了城市里頭。雖然說不上是與城市格格不入，但因為我的敏感和倔強，也始終保持著與城市的隔膜。這種隔膜在變幻中存在著，時而輕薄如紗，時而嚴重阻礙著我的生活。有時候，我仿佛感覺四周都是異樣的大人物，不知道拿什么與他們交談。在北京，紅墻青瓦高城樓，大廣場上面的每一個人都和我保持著同樣的一種距離，想靠近他們，除了緊張之外，別無他法。這就是一種邊緣的城市狀態。
到今天，我開始以文字謀起了生存，背著包，拿著相機與筆，時常在城市中穿梭。我已經不再和父親、爺爺那樣，明天依靠著土地生活。昨天，我看到瀏陽河周圍被污染了環境報道出現在幾家網站的首要位置，而我眼中真實的瀏陽河，在大約十年前，就已經漸漸遠離了清山綠水、魚鳥成群。由此也可以想到，即使以文字、鏡頭為視角，我們的腳步也總是走在自然的后面——我所想到的自然，包含著被人類浸潤的日益危機的環境。
而我的筆是否有力？這支筆其實不是一支新聞記者的筆，而是一支散漫的情緒化的筆，雖然它很想寫下生活的負重，卻也往往讓我、讓別人感到軟弱無力；事實上，這種無力時常襲擊著我。
“你總是懷著文人的小心計。”一個人這樣對我說。
我不能否認什么，是的，這支類似文人的筆，總是在事實面前，有一種類似隔膜的形狀。然而，我應該為此悔恨嗎？我就成了一個文人嗎？什么是文人？我經常這樣問自己，但總是得到讓自己虛驚的答案。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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