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12日 光明網
羅真如
喬納森·安德森是瑞銀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國內經濟學界對他很熟悉。最近他在吳敬璉主編的《比較》雜志上，發表了討論中國“三農問題”的長文。其中一節他討論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問題：中國為什么不存在大規模的貧民區？他說，許多去孟買、雅加達、墨西哥城、拉各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的西方游客都注意到，那些地方都有可怕的貧民區，并且還在以難以遏制的速度蔓延。上百萬貧窮的、被主流社會排斥的人擁擠在臨時搭建的房屋里，那里沒有上下水，也缺乏電力供應。然而，在北京和上海卻難以看到類似的景象，從市中心直到郊外，住宅和市容基本上還算整齊。這個差別令許多人非常感興趣，他們不停地追問為什么在中國看不到典型的貧民區。（2006年06月07日《新民晚報》）
安德森的問題其實很好回答，中國大城市不存在大規模的貧民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制度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根本原則和本質內容，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發展生產、消除貧困的工作。自1986年起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廣泛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按照統一的部署，籌集巨額資金，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地長期開展扶貧開發，這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從而解決了絕大多數貧困地區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這也充分說明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是徹底消除貧困的根本制度保障。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帶約束性的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這在客觀上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這自然包括貧困的農村人口。但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民開始可以進入城市經商或打工，目前中國流動就業人數大約在1.2億以上，其中進入城鎮在二、三產業單位打工“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約為8000萬人，這可是一只非常龐大的隊伍。一方面，由于我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進城農民和農民工的問題，并把解決農民工問題看成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一個聰慧、勤勞、勇敢的偉大民族，農民進城后，一般會找到工作，這有別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農民一旦涌入城市大部分人就經常處于失業狀態。因此，龐大的農民工不會成為城市的貧民。
雖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非常嚴峻的就業壓力，中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還不盡如人意。但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對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在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結構進一步改善，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我國在改革勞動就業制度、發展勞動力市場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明顯成效。就業渠道日趨多元化，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基本形成，職業培訓工作不斷加強。這就最大程度地避免城市人口走入貧困，使得絕大部分城鎮人能夠“幼有所養，壯有所為，老有所安。”
再好的辦法也比不了制度優勢，社會主義的中國必將使全國人民最終走向共同富裕，這是中國不存在大規模的貧民區的最主要原因。中國大城市沒有貧民窟是正常的，中國大城市如果有了貧民窟那才叫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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