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我接到以前我去過的一個民工子弟學校校長打來的電話，他的學生家長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歹徒襲擊了。那是一個安徽來的一家子，被打傷的是一個母親。當時，她被歹徒用磚頭敲得全身是血，需要去醫院治療，卻沒有錢醫治。
過了一個星期，昨天下午，她的丈夫給我打來電話，說他的妻子被公司辭退了。她在一個水療中心做保潔，做了6個月，沒有簽定任何合同，沒有任何關于她的工作的單據在她手上。我清楚，她是那樣的弱勢，幾乎沒有力量去為自己多爭取什么。她在下班途中被襲擊了，沒錢好好治療，花了兩百多元買簡單的藥，也拿不到用人單位的補償，更讓人氣憤的是，因為這個事情，用人單位以“她被打傷，無法正常工作，他們的保潔需要繼續”為理由，將她辭退了。
他們想討一個說法，一個公道。他們有兩個正在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孩子，一家四口擠在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里，如今，他們唯一的經濟來源也失去了。
他說的事情我其實能夠想到，這樣的事情很普遍，可他那樣問我，能不能過去一趟——他希望我能夠為他的妻子討個說法，一個公道，而我知道，我所能夠發出的力量或許太小了；但我還是去了，我相信，即使我出現在他們面前，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這樣的事情有多少？我們沒有辦法去統計。他告訴我，在他們附近的一條小河，時常會遇到不明的尸體——那多是被殘害的外來打工人員，他們到底有什么東西可以被歹徒搶劫的？他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可他們還是執意留在北京。
我對他們說得更多的，是讓他們繼續去找份工，這樣才好維持他們的生活；我說，另外找一份保潔的工作，不會太難。他原來在飯店干過活，后來也辭工了——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保障。
就是這樣一個家庭，他們現在正無助、無力地留在家里，他們最大的希望，也僅僅是來自用人單位的一句安慰，一點點醫藥補償。然而，她被耽誤的工資也被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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