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
據說，人生來世，起點是不自由的。出生的時間、地方、家庭與父母，人都毫無選擇權。沒人征求過你的意見，一巴掌就從接生婆那兒，打發到世上來了，想不活也不行。不僅把你造就成一個有生命的物件，而且是一種能夠咀嚼七情六欲的精致的生命。生命的過程固然有快樂，但更多的恐怕還是煩惱。就在這樣煩多樂少的生存中，謀求長生，奢求永生，還一直是人類執著的情結，是一種令上帝發笑的幼稚，是一樁滿世界瞎撞的追求。于是，人們對某些自盡行為產生了一種敬意，以為至少表達了人對生命自由的一種神往。人不能主宰自己的生，至少還能主宰自己的死。對生命最終極的展望是：得不到永生時，人們祈盼永生；如果人果真長生不老了，人們日思夜想的，很可能就是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
即使在這樣的考慮之下，當深圳一個叫王易的39歲企業白領，有著夫唱婦隨的家庭，過著簡單卻幸福的生活，平時還有戶外運動和攝影的愛好，正在積極籌劃單位戶外團隊的組建，還忙著和朋友去酒吧看球呢，卻僅因單位將他的辦公室，從寬敞明亮的八樓搬到了面門而坐的三樓，他就選擇了跳樓，選擇了用自盡來結束在旁人看來依然輝煌的生命(6月27日《南方都市報》)……人們想要表達的恐怕不可能是敬意，那種形而上的價值判斷，硬要用在王易身上，不僅迂闊，簡直有些殘忍。尤其當他的妻子，發現丈夫躺在樓底的草坪上，尖叫著沖下樓去的時候……人們在生命的任性中，讀到的不再是在自由面前的勇敢，而是在責任面前的膽怯。
“不自由，毋寧死”，確曾讓人在甘于奴役與卑躬屈膝中偉岸起來；但這種“自由”，只能是生存與進步的符號，絲毫無關乎于頹廢與死亡。只是當嚴峻的生存節奏與急劇的社會進步，不斷地使個人的“自由”天地變得逼仄，使“自由”的心靈空間變得擁堵，使“工作著是美麗的”變成“自由”的奢侈品，“死亡”在越來越多的人那里，開始成為“自由”的等價物，不由得讓人悚然而栗。
王易工作是努力的，待人是隨和的，愛好是廣泛的，人生是積極的……但他憂郁，尤其是“他不愿把工作上的郁悶跟人講”。無數王易似的悲劇告訴人們：社會越是進步，工作越是繁重；生活節奏越快，心理壓力越重；組織化程度越高，人越是寂寞無助；私人空間越發達，勾通交流越困難：管理手段越先進，人越來越有可能異化成一臺機器……據說，王易計較的是，公司將他等同于新分配的大學生，其實他自以為是公司初創期的功臣；他在八樓的辦公室隔出一塊私域，三樓的辦公室則敞開在來來往往的路人眼下……這樣的事情，王易到哪里去說？誰有這份閑心聽他說？他說了人們會怎么看他？即使說了又會管什么用？……當年衙門前的震堂鼓一敲，知縣大老爺就得出來，現在哪里敲去？過去天井里坐著乘涼，什么郁悶都可以在與鄰里的聊天中得以排遣，現在卻只能在心靈一隅攢著——攢出了抑郁癥，攢出了神經病，攢到最后，把死當成了解脫。這實在是現代化過程中，許多人都有可能遭遇的不幸。
拒絕死亡的理由，不再是自由，而是責任。人不能只為自己活著，有一個愛你的妻子，你不能死；有一個你愛的孩子，你不能死；有撫愛你長大而現在需要你撫愛的父母，你更不能死……這些最世俗的理由之外，作為一個生命的存在，對生命本身的敬重，也應該是拒絕死亡的理由。
王易之死，是家庭之痛，是企業之痛，更是社會之痛。家庭別只看到王易拿來到家的薪俸，企業別只看到王易做出來的業績，社會別只滿足于王易維系著社會的運行……要看到無數王易的神經已經繃得很緊，希望有更多來自家庭的善待，來自企業的厚愛，來自社會的理解，能挽救更多的王易。這也許是王易跳樓身亡，應該留下的生存思索。
作者：慕毅飛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