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少人注意到我們如何建構一種成熟的、與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相適應的國民意識的問題。我也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值得引起我們關注。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革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鄭必堅先生曾經指出：中國今天的發展乃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獲得的。這一歷史發展的道路當然是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必然延續，但也是一種重要的新發展。二十世紀的中國曾經有過非常巨大的民族屈辱和深刻的歷史悲情，也在百年的“強國夢”中堅韌地追求民族的獨立和發展。這些歷史深刻地影響和教育了我們，讓我們的文化精神注入了寶貴的民族情感。
今天的中國進入了新世紀，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已經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雖然還存在著種種矛盾和問題，但我們畢竟已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歷史的展開。我們有了告別過去悲情的現實基礎和具體可能。我們今天完全有條件在更好地繼承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塑造新的民族性格，創造一種新的、面向未來的國民意識。這種意識當然必須牢記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痛苦和悲情，但也要用新世紀的新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去開創未來。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朱自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1924年夏天在上海電車上的遭遇：遇到了一對西洋人父子，朱自清先生按照自己的習慣友善地看看那個長相可愛的“十一二歲”的白人男孩。但他沒想到的是，那個男孩向他伸出了臉，充滿了蔑視和敵意：“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為粗俗、兇惡的臉了！”“我在那小洋人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著有被吞食的危險，于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這一次的襲擊是許多次的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了一部中國的外交史。”朱自清由此產生了復雜的情緒：“我因了自尊，一面感著空虛，一面卻又感著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我要詛咒這小小的人！”“但這孩子卻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從容，他的沉默，他的獨斷獨行，他的一去不回頭，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于是，朱自清寫下了這一切，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的記錄。這也是百年中國的悲情所在。朱自清先生的悲情正是中華民族的痛苦的投射。
這篇文章留下的歷史記憶我們不應該忘記。但在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告別這種屈辱的歷史條件，如果再度出現這樣的場面，我們可能就會將它理解為一個個人的教養和品質的問題，一個具體的、個別的事件，而不是和民族的屈辱和痛苦相連的事件，我們今天也不必再把這樣的場面理解為一種民族的“悲情”的展現。因為一方面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國，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是對于一個民族的侮辱了；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也給了我們朱自清先生在當時不可能有的自信和自如。
這說明我們應該永遠珍惜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史的悲情中的記憶，讓它們成為我們走向未來的動力；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為我們的民族性格添加新的元素，注入新的內容。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繼承先輩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對于中華民族的感情，但無疑需要有新的具體的行為和具體的思考。這就要求我們有新的國際視野和新的大國國民意識。
新的國際視野就是在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更加理智和從容地面對世界，將捍衛基本價值的堅定和面對具體問題的靈活結合起來，充分了解世界的變化并作出恰當的反應。大國國民的意識，則是需要將我們自己的行為和思考與中國的發展相適應，使得我們的自我意識和我們的實際分量相適應。這就要求我們得以面向未來的想象力在各個方面作出努力，讓我們的文化精神和基本價值被世界理解的同時，耐心地以“和而不同”的胸懷和態度與他人溝通和對話，并在我們的教育和傳播中注入一些對于民族的發展有利的新的元素和新的意識。這就會讓我們在更好地面對未來的同時，也更好地繼承我們的傳統。
這其實也是朱自清這樣的前輩在當年對于未來的期望。我們應該努力不辜負這種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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