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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引發各地熱議的“超時加班”問題，在上海已得到勞動保障部門的回應。上海市勞動監察部門2日公開了近期查處的部分用人單位超時加班的情況，并且表示將保持查處力度，對于強迫職工加班或超時加班問題嚴重的企業，將從重處罰，并通過新聞媒體進行曝光。（7月3日《生活日報》）

　　事實上，職場“超時加班

”早就成了一種“潛規則”。全球著名人力資源公司翰德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在二季度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盡管《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但上海目前仍有42%的員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超時工作人數已經超過香港地區。由此引發的“過勞死”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從54歲的愛立信中國區總裁楊邁，到戴爾公司中國總部員工鄭杰；從38歲的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到25歲的華為員工胡新宇，“過勞死”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

　　那么，是什么原因讓“朝九晚五”變成了成了“朝九晚無”？又是什么原因讓這種人人詬病的“潛規則”演變成了一種共通的“加班文化”？

　　一是“逼上梁山”。許多企業為了搶份額、爭市場，把工作業績、業務指標擺在首位，而全然不顧惜員工的生命價值，有的甚至將生命作為“可犧牲成本”，有意識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頻的新血液維持高增長。除了以實行綜合計時制為由安排勞動者超時加班外，有的以生產任務過重為由；有的則以實行計件工資制為由，直接告訴員工干得多、拿得多，不安排他們休息；還有的純粹長期惡意安排勞動者超時加班。

　　二是“自覺自愿”。智聯招聘網近日在全國范圍開展調查，結果顯示：六成上班族由于頻繁加班而身體每況愈下，但面對企業的晉升和淘汰機制，他們常常“自愿加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三怕”：怕丟了來之不易的飯碗；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怕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一些人即使屢屢超時工作，也很少或不敢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即便偶爾有投訴，也大都發生在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企業，且往往是在員工準備離開單位或已經離開單位后才會發生。

　　三是“觀念誤導”。多年來，“拼命三郎”是先進的代名詞，社會和輿論對此褒揚有加。特別在一些跨國公司，個個都是“人中之精”，一個比一個優秀，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大家為了保住難得的職位，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這種“一邊牢騷不斷，一邊不亦樂乎”的“氛圍式”加班頻現，也使有關部門“愛莫能助”——勞動法雖然規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對于限制超時加班問題，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條文。

　　由是觀之，上海市勞動監察部門嚴查“朝九晚無”，對違規單位課以重罰，對廣大上班族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令人擊掌叫好。但要使這種“潛規則”壽終正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社會各界齊抓共管。當務之急，除了完善制度，在法律上對加班行為予以細致的規范以外，勞動保障部門對用人單位以種種方法強迫員工加班的行為，應從“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廣大上班族也要理智對待加班問題，不要拿生命健康來挑戰生理和心理上的極限。

高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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