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山西翼城縣唐興鎮南官莊村農民李海明的女兒鈴鈴今年高考考了532分，達到二本錄取分數線。6月27日，得知女兒成績的第二天，50歲的李海明把自己吊死在了土窯的門框上。據悉，鈴鈴今年參加高考前，李海明就開始為學費發愁，他曾對一個鄰居說過，他相信女兒今年一定考得上，但那么多錢的學費，他不知道該怎么辦？（7月11日《新京報》）
近年來，“愁兒學費父自殺”的悲劇頻頻上演，且大多發生在農村和農民身上。2002年，福建的丁煒收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其父因慚愧于無力替兒湊齊7000元學費從七樓跳下；2003年，陜西榆林市景艷梅考上東北師范大學后，其父因無力繳納學費絕望自殺；今年6月19日夜，山西省榆社縣陳力的父親因兒子高考后估了600分，他怕付不起兒子的大學費用服農藥身亡……
這些撒手人寰的父母，曾忍受著高昂學費帶來的沉重負擔，不惜東挪西借，將子女一步步艱難地送到大學的門口。然而，當面對超過他們承受能力數倍的更加昂貴的學費，他們卻極度恐懼了，在絕望之下走上了不歸路。人們禁不住要問，當上大學成為農村孩子改變自己命運的出路且“成功”在望時，昂貴的學費咋成了殺人不見血的利器？錄取通知書咋成了催命單、索命符？
一是高等教育離農村學生漸行漸遠。一方面，高校招生的名額分配已經表現出對廣大農村學生的不公，讓他們憑空承受了遠遠超出城市學生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高校收費卻又遠遠超出了多數農村家庭的實際承受能力，使農村學生智力接受考驗的同時，又不得不接受更現實的經濟考驗。據了解，現在供養一個大學生，其學雜費、住宿費、伙食費加上書本及日常費用，一年的最低消費在1萬元以上，一般農家望而生“畏”。
二是“綠色通道”出現了“腸梗阻”。早在幾年前，教育部就出臺了一系列貧困大學生救助政策，以確保貧困大學生能夠順利入學。但這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宣傳不到位、落實不深入的現象，有的甚至變了調，走了樣，加之媒體有意炒作某個人的行為或者某個團體的行為、某個企業的善舉，把聲音、畫面和文字都給了企業或個人，導致許多邊遠貧困地區、許多農村家庭根本不知道還有這么好的政策。
三是極端之舉大多能成就孩子的夢想。此說并非空穴來風：在媒體報道陳力的遭遇后，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媒體、讀者、網友以及遠在美國的華僑都慷慨解囊，陳力不但完全可圓大學夢，不愁幾年的學費，而且他的弟弟妹妹們從此也可以生活有望，上學無憂。李海明步此后塵，是否從前面這個“喜從悲來”的故事中受到“啟發”也很難說，但自殺的沉重代價卻真的“換來”了社會的同情——翼城縣教育局局長郭生財得知鈴鈴的遭遇后，向記者承諾“鈴鈴大學4年的學費，我們政府全包”，有關愛心捐助也紛至沓來……
四是社會救助機制存在“軟肋”。幫助貧困生完成學業，這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高校自身的責任，但個別高校卻千方百計給貧困生設置障礙，人為地制造了銀行助學貸款“一個子也沒貸出去”的荒唐鬧劇。特別是對貧困學子的關注，大多是等悲劇發生之后才引發連鎖關愛，且大多是想“對口”資助。陳力的父親自殺后，數十家媒體、幾百位熱心人士筑起的堅實堤壩，已經能夠讓數十個“陳力”順利完成學業了。但面對一個接一個的電話，當記者表示陳力的學費已有著落，您是否愿意資助其他像陳力一樣在貧困中掙扎的學生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選擇了沉默，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兩位傻傻的父親用生命的最后一搏換來了孩子的“新生”，這樣的結局或許就是他們想要的結果，如此拳拳愛心讓我們感受到了父愛的偉大，也讓我們讀出了心酸和無奈，令人潸然淚下。當前我們國家不是缺乏解決像陳力、鈴鈴家一樣問題的機制，也不乏企業、民間組織和愛心人士鼎力相助，關鍵是政策的宣傳還存在盲區，“綠色通道”還不夠暢通，高昂的學費還沒有降到普通大眾都能承受的價位。如果不對這些問題進行綜合治理，兩位父親的悲情演出就不會是“最后的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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