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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月明
7月12日，《解放軍報》用三位董存瑞英雄事跡見證者的話澄清史實，抨擊了一些人隨意編撰、篡改歷史的惡劣行為，呼吁“請尊重烈士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歷史”。
一段時間來，楊子榮、董存瑞、劉胡蘭、雷鋒、狼牙山五壯士……半個世紀來人們熟知的英雄，千千萬萬青年崇敬的偶像，一個個受人尊重的英雄一次次被 “惡搞”。岳飛、文天祥這樣的民族英雄都被否定，連屈原、魯迅這樣的民族魂也有人猛潑臟水。與此同時，一些沒骨氣的文人卻被一些人追捧，李鴻章要平反，秦檜也要站起來了……
當然，對歷史研究中的各種觀點和看法，只要有理有據，我們歡迎爭鳴。可是有的人卻在無中生有、添枝加葉、捕風捉影、胡編濫造。我猜想，這其中是不是有人連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奮斗史都想改寫呢？由此，我想起一個問題：歷史究竟是誰寫的？
我們說，歷史是人民寫的。如果我們把“寫”當成一種比喻，指創造、推動、甚至決定作用的話，毫無疑問，歷史確實是人民“寫”的。試想，自古以來，人類歷史由混沌走向開化，從野蠻走向文明，哪一步不是由人民決定的呢？科技發明、文化創造，哪一項不是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勤勞呢？就連王朝的興衰和更替，又哪一次不是借助人民的力量呢？所以，連封建帝王李世民也不得不感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這個角度說，歷史無疑是人民寫的。
可是，如果我們把“寫”當成書寫、當成記錄的話，那么，歷史是人民寫的嗎？盡管無數人在受冤屈后都說：歷史是人民寫的。但認真想想，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善良的愿望，或者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有人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怎么有機會、有能力去書寫歷史呢？二十五史，有幾部是人民寫的？魯迅說：“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于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么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
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才真正有了書寫歷史的資格。
然而，人民真正開始拿起筆墨、書寫歷史了嗎？老實說，我們還不得不承認，這依舊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誠如《解放軍報》的評論文章所說：“回頭想想，這件事還真讓人有幾分擔心：假如沒有董存瑞的戰友們站出來說話，或者說此事發生在許多年以后，這些作為董存瑞戰友的老者已經作古，那么“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豈不又成了一樁歷史疑案？那時我們面對英雄的畫像說英雄故事，怕是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其實，又豈止只是因為有這幾位幸存著的董存瑞戰友？可以想象，假如沒有這位有良心的記者去發現又怎么樣呢？假如發現了，卻又不是這么“清醒”、不是這么勇敢不是這么負責，那又怎么樣呢？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社會確實需要有“清醒者”，需要“有良心者”，也需要他們在關鍵時刻，本著為歷史負責、為未來負責、為子孫后代負責、為中華民族負責的精神站出來說話。這也是正義的呼聲，良心的吶喊。問題是，保證歷史的客觀、公正，靠偶然，靠一個甚至幾個“清醒者”的“良心的發現”，那行不行呢？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所以，歷史也應該是人民寫的。歷史不容杜撰，也不容篡改。只有真正參加了社會實踐的人民書寫的歷史，才可能是真正客觀、公正的歷史。那么，人民群眾究竟什么時候可以寫歷史呢？還得靠民主。民主是社會進步、歷史文明的標志；人民群眾書寫歷史也是一個國家民主的重要內容。為此，我們還須努力，歷史，應該是人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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