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山東的“遺棄病母”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建立社會救助和醫療保障的呼吁一時成為主流。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每每在實際工作中遇見因為經濟問題而放棄救治的患者，此時不要說醫生的職責，就是作為一種普通人的情感，也會讓自己的內心感受到一種沉痛的煎熬。
盡管這樣，我也認為建立醫療保障制度，首先應該面對的是可治的患者，而不是面對如發生在山東的這起“遺棄病母”的事件中，已經身患絕癥的家庭。對于這樣的病人，我認為應考慮其他思路。
據《濟南時報》報道，在“遺棄病母”發生之前，他的家庭已經為患者支付了15萬元左右的醫療花費，應該說投入還是非常大的，但實際效果卻越來越差。這個事實讓我想到經常在醫學期刊上看見的類似的結論：很多（針對某腫瘤）治療，在延長患者生存方面，沒有統計學意義。癌癥患者陸幼青在自己的《死亡日記》中也記錄了這樣一個事實，放棄了“化療”的他，比同期忠實地接受了各個治療的病友都活得長，而且，他還少受了很多因治療而引發的不良反應。
所以，一些國外醫生在面對一些絕癥患者時，會很直接地告訴患者，你患了絕癥，目前沒有好辦法，好好珍惜剩余不多的時間，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們鼓勵患者去旅游，去游玩，去盡可能忘記自己是病人。而這樣的結果是，患者的花銷少了，患病期間的生活內容卻豐富了，心情也愉快了。
對于患者而言，一次“愉快的活動比十劑良藥還有用”。相反，在我們國家，大多數絕癥患者能選擇的就是到醫院里度過余生，被封閉入狹小的白色院墻中，忍受治療帶來的不良反應，還時常讓家庭墜入深深的經濟危機之中。
當然，我并不是說當前針對絕癥患者的治療都沒有價值，至少今天的失敗會成為明天成功的有效積累，但讓患者承受巨大的經濟負擔和治療反應來充當醫學進步的階梯，顯然不符合醫學的人文精神。
因此，對于很多絕癥患者家庭面對的窘境，我們缺乏一套針對絕癥患者本身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采取千篇一律的“積極治療”，也是因病致貧的很重要的因素。跳出昂貴的“醫療”圈子，減少他們昂貴而效果不確切的醫療花費，為絕癥患者提供更多的關懷途徑，幫助他們營建更豐富的社會生活，這也是社會最該面對的。
□鄭山海（北京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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