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娛樂化”的評論有兩個明顯的特點：首先是有一腔的道德義憤；其次，這些評論往往有極度的夸張和放縱的嘲謔。這些評論追求的不是對問題的觀察和分析，也不是對事實的反思和追問，而是作者仿佛有了無限的權力，可以無限地進行肆無忌憚的嘲罵和攻擊。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里分析晚清的譴責小說，認為這些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魯迅認為，這種小說的格調比較低，沒有長遠的價值。我覺得這“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不僅僅對于譴責小說適用，恰恰也是正好適用于當下的一種“娛樂化”的評論。
最近伴隨著網絡文化的流行，一種社會評論的“娛樂化”也開始流行。這些評論首先流行在網上，現在也逐漸擴大到了紙面媒體。這種“娛樂化”的評論有兩個明顯的特點：首先是有一腔的道德義憤，看起來絕對有嚴格的道德標準和異常尖銳的對于種種社會現象的抨擊，往往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對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有著巨大的憂慮。言詞激烈，議論風生。其次，這些評論往往有極度的夸張和放縱的嘲謔，縱情宣泄自己的情緒，將問題看成八卦式的笑料趣聞，以一種“尋開心”的心態對他評論的對象無情嘲弄，肆意丑詆。這些評論追求的不是對問題的觀察和分析，也不是對事實的反思和追問，而是作者認為在站上了道德的制高點之后，仿佛有了無限的權力，可以無限地進行肆無忌憚的嘲罵和攻擊。這些批判和指責用一種夸大和扭曲的方式，宣泄作者的情緒，也引發讀者的激烈情緒。
我發覺這種說事宣泄的文章還真是不少。這些文章觀點未必錯誤，都是站在道德倫理的大義上發言的；立場未必偏差，都是從譴責壞現象的角度出發的。但關鍵是它據以立論的事實卻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過度引申，隨心所欲，沒有起碼的根據和邏輯，整篇文章也就變成了一種“娛樂化”的消遣，根本失掉了價值。如這兩天我看到一篇各大網站紛紛轉載的網文，題目就非常聳人聽聞，叫做《墮落北大：才推章子怡，又推西門慶》。舉出的例子，一是兩個月前關于我的“孔子和章子怡”的扭曲的報道，二是據說有“北京大學環境學院的教授為負責人的課題組”主張開發《金瓶梅》景點，是推崇西門慶云云。于是作者發表評論說：“我們不禁要問：這還是當年司徒雷登先生當校長時期的北大嗎？”于是，有了北大“墮落”的結論。
對于有關《金瓶梅》景點推崇“西門慶”的事情，我的確不了解情況，不敢妄議。但關于“孔子和章子怡”的事情，卻是一清二楚。從事情發生到今天已經兩個多月，無論在紙面媒體或者網上，事實已經早就被澄清了。作者還扯出來表示義憤，實在顯得相當荒唐和滑稽。至于對于我的真實意見有看法或進行商榷，這當然是正常的，但如何能夠扯出北大“墮落”的結論？北大如何會由于我的個人的觀點就墮落了？章子怡或者有種種缺點，但拿章子怡和西門慶并列，當然讓作者高興，卻無論如何是不得體和不恰當的，我只能說這是一種低級趣味。至于所謂“當年司徒雷登先生當校長”的北大，更是信口雌黃，不著邊際了。司徒雷登何時任過北大校長？這樣連起碼的事實都可以肆意編造的文章宣泄了作者的情緒，表達了對于北大的憤怒，看到了北大的“洋相”。一切都非常完美，不幸的是他為之興奮的事實就不存在，讓知情人看后感到哭笑不得。
這種“娛樂化”的評論，當然有其出現的原因，網絡文化是所謂“注意力”決定一切的，要引起別人的關注，需要的是一些尖銳巧妙的話語，一看就吸引眼球的詞句。有些公眾也喜歡這樣的激烈。這當然有相當復雜的具體原因，一些激烈的文章也可以讓人看出一些民意的走向和社會心理的走向，未必沒有積極的意義。但這種“娛樂化”的評論的風險在于下面兩個方面：首先是讓人僅僅是宣泄憤怒而放棄理性思考，其次是讓人在“爽一下”之后在現實中變得犬儒和消極，看不到任何匡正問題和面對未來的解決方案。迷于消費激烈的言詞時也就對于現實有了片面的看法。這樣的“娛樂化”最終會對社會輿論構成扭曲。
魯迅先生的評論我覺得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如何建立理性的評論的風氣確實是當下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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