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飛
今年的七夕，似乎比往年熱鬧，把“七夕”變成“東方情人節”的努力，正在一些地方變成現實。杭州舉辦了“七夕相親大會”，有2000多男女參加，一些青年男女在古裝打扮的“月老”撮合下，進行了成功的“速配”（7月30日《今日早報》）。南京舉辦的“東方情人節·萬人相親會”，為時兩天，吸引了萬余人參加（7月29日新華網）。更有意思的是，一批專家學者聚會河北邢臺，通過了保護“七夕”文化的邢臺宣言。認為“七夕”文化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品質和堅貞不屈的愛情觀，對于構筑和睦家庭、建設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7月30日新華網）。
如此的七夕，有它不可承受之重。七夕的文化內核，細剖起來，也就兩個東西：一是牛郎織女的故事，一是七夕乞巧的風俗。把這樣的七夕扯到了“和諧社會”，仿佛有些神圣，只是這樣的神圣，距離荒唐，也就一步之遙。
只因自由戀愛受到專制的迫害，七夕才成了“金鳳玉露一相逢”的日子。天上有鵲橋相會，牛郎織女兩大星座竟夜經天，給仰望星空的人們以無盡的遐想；地上有淚灑相思，那夜的雨水露滴，據說都是牛郎織女喜極而泣的熱淚。所謂“東方情人節”，就是由此而來。秦觀那“兩情若在久長時，又何必朝朝暮暮”的詩句，更讓人有足夠的理由，把七夕扯到了“情人”上。問題是“情人”本不是傳統文化允許存在的東西，牛郎織女最終只能隔河相望，只能一年見上一面，里面就包含著對自由戀愛天不經地不義的懲罰。牛郎織女的故事充滿了斗爭，斗爭的結果，也只是一年見一面，這實在說不上是什么勝利。非要拿七夕來祝福愛情或是鼓勵斗爭，恐怕都是既不吉利也不和諧的。
再從古代的風俗看，七夕不過是個女兒的乞巧節，這從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就可看出，所謂“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俱習之”，記載的就是這個風俗。唐人有詩：“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更是傳神地寫出了七夕那夜的乞巧情景：少女們祈求織女賜巧，一手持繡花針，一手拿五色絲線，看誰穿得快、穿過多。女紅是古代女子的看家本領，肯定不是今天女孩喜歡玩的東西，真要動員女孩子們來借月乞巧，怕也會只剩下幾份滑稽。
其實，多一個節日，多一份熱鬧，不鉆牛角尖，倒也不妨將七夕過成一個“情人節”。不就多了一個送花傳情的機會，多了一個燭光含情的機會，多了一個相親結緣的機會，何樂而不為？只是不要弄得那么神圣、那么莊嚴，以“保護”名義發表什么“宣言”，讓人覺得仿佛要跟“2.14”的情人節爭個高低似的。因為較起真來，將七夕定為“情人節”，神圣不多，荒唐倒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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