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
編者按:7月24日本報刊發張亞山先生的文章《80后:請別走入道德虛無價值失范的迷途》,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80后是陽光的一代還是迷失的一代”的討論,張亞山先生在沉寂多日之后,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們把它刊發出來,以引起讀者對80后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市場經濟的惟利是圖對傳統道德觀念形成了巨大沖擊,教育缺憾造就了價值模糊的一代新人,網絡和游戲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顛覆沖動,道德負面現象拷問著公眾的神經。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批評和干預決不是無關痛癢的。
拙文在北京青年報刊登之后,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談論起“80后”的話題,他對我說:“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這位同事以委婉見長,但我還是聽懂了他的意思。他是說,“80后”以什么方式成長,并不見得都由他們自己說了算,他們在這個時代扮演什么角色,也是有歷史慣性的。他的話讓我反思,我是不是對“80后”太過苛責了?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的年長者看到了年輕一代的共性問題,卻以“歷史慣性”為由對之不置一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試圖干預歷史慣性,而是表現出無度的寬容,是不是就一定對“80后”的成長更為有利呢?
貴報就我提出的話題展開討論,顯示出編輯們的敏銳,讓我多少有些意外。這些天,我一直冷靜地關注著每一篇討論稿,耐心地分析著贊同和反駁的意見,同時也關注著更多有關“80后”的新聞。就在不少有識之士對“80后”進行陽光式肯定的時候,上海申花的訓練基地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該球隊主教練吳金貴的寶馬車被球員砸了,砸得很慘,而所有的跡象都指向一位“85一代”的年輕球員。談到這件事的時候,申花隊的管理人員反復說到“可怕”,申花的訓練基地更是流傳著一句口頭禪:“不要得罪小孩”。
砸寶馬事件再次讓我意識到,我提出“80后”的道德迷失問題,并不是一個偽命題,社會上不少人對“80后”的批評與非議,也不是簡單的價值沖突和代際否定問題。“80后”所表現出來的征候,不是一種新價值觀對舊價值觀的挑戰,而是對道德底線的漠視,對普世價值的背棄。
申花的“小孩”為什么可怕?因為他們不但以自我為中心、經不起挫折,而且一旦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滿足,就什么事都敢做,做了之后也決不承認、更不道歉。從申花小將到文壇新人郭敬明,都表現出是非觀念模糊的問題,都反映出道德底線缺失和行為失范的問題,從他們身上我們看不到什么革命性的價值顛覆,感受不到震撼之后的佩服。面對著這種完全沒有敬畏感的新人,面對著那些悍然向父親舉起斧頭的小孩,我只能感覺到可怕!
在貴報刊登的討論文章中,畢詩成和徐迅雷兩位達人都拿美國嬉皮士做例子,證明垮掉的一代并沒有讓美國社會垮掉,他們還不約而同地列舉了我們社會出現的“80后”富翁,試圖說明“80后”并不都是“孬種”。對時評家們的這種不痛不癢文字,我是多少有些失望的,他們對待材料的草率態度、以偏概全的論證方式、“不敢得罪小孩”的進化論思想,都讓我感到遺憾。
首先要說的是,“80后”出現幾個富翁,只能說明他們在創造財富方面不是孬種,并不能證明他們的道德水準,就好比郭敬明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不能證明他沒有抄襲一樣。其次,如果對美國垮掉一代多做一些研究,看看美國社會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都發生了一些什么,就不會那么愛慕人家的嬉皮士文化了。我讀一本譯介過來的書《從嬉皮到雅皮》,就看到了性、毒品、暴力對美國社會的瓦解與損害,看到了性解放對艾滋病大流行的助推。美國社會之所以沒有垮掉,并不是因為垮掉一代沒什么可怕,而是美國人對嬉皮文化做了深刻反思與修正,回歸了傳統的倫理價值。如果我們對“80后”的問題視而不見,很難說這一代人會在歧途上走出多遠,他們會對我們的歷史承擔何種責任。
作者:張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