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南報業網
7月25日，在鄭州市新華一廠家屬院，一名叫郭寶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傷后自殘，被送到醫院后危在旦夕。郭寶尚住院后，救治需要醫藥費，但嫌犯親屬說家庭貧困，出不起；送他去醫院的民警稱公安部門沒這項開支，拒絕出；醫院上報民政部門，民政部門認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為了挽救殺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報記者白潤岱為其送去2000元醫療費。此舉見報后，卻引發各方爭議。（8月2日《河南商報》）
前些日子，女記者曹愛文救助落水兒童的新聞見諸報端后，受到了人們的高度贊揚和稱頌，應該說，彰顯職業道德，喚起社會良知，是這則新聞報道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但沒想到，該報道平靜下來后，人們似乎就淡忘了它的社會意義及其影響。倘若身邊再發生類似的新聞，人們不僅不會贊揚、稱頌其品德的高尚，反而將其稱之是“做秀”。嚴格地說，這就是中國社會良知、道德理念總是難以喚醒的社會根源。正如魯迅所說，“猴子之所以現在還是猴子，是因為第一個站起來行走的被咬死之后，再也沒有誰敢起來行走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人們不是沒有受到影響，不是沒有社會良知，更不是沒有人文關懷意識，麻木不仁，而是人們害怕流言蜚語，不敢站起來，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救之手。
事實上，無論是犯罪嫌疑人，還是落水兒童，他們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具有基本的生命權。犯罪嫌疑人在沒有受到正法之前，他的生命權同樣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應該得到社會的尊重。然而，郭寶尚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因法律對醫療費的承擔對象沒有明文規定，因其身份特殊，公安機關、民政部門、犯罪嫌疑人親屬之間相互推托，均不承擔責任。倘若記者不及時拿出存款維持其治療，說不定殺人犯等不到判刑就死亡了，既然他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就談不上法律的公平和正義，受害者的權利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因此，筆者禁不住要問，難道做好事也有錯？該記者的善舉不僅不應該遭到指責，而且應該得到人們的稱頌。該善舉不僅救了一個人的生命，而且還折射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法律對犯罪嫌疑人生命權的保護問題。
因此，據筆者之見，《河南商報》記者向犯罪嫌疑人慷慨解囊，向其送去2000元的醫療費，不僅沒有錯，而且還體現了新聞工作者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價值取向，體現了記者的人文關懷意識，體現了人性善良，從而更加體現了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各行各業價值取向的實現程度。（王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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