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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現在可以看到一些專家的發言了。　　

　　但我注意到：首先，真實的情況，最基本的如面上的數據，看不到。如果我們想從一個事件（如這次北大一位女學生跳樓自殺）引伸開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問題來討論，那首先我們就要知道：這事只是一次孤立、偶然的事件還是已經成了一種社會現象。大學生自殺率到底怎樣？與過去相比現在呈上升趨勢嗎？與其他人群比大學生是自殺的高發人群嗎？與其他國家比中國大學生的自殺率突出嗎？等等，我們無從而知。國外的媒體信息中，報導社會事件，如果是作為社會問題提出，相關的統計數字絕對是少不了的。可是我們如今，可以說，有媒體、有事件，卻缺少真正的“信息”。而如果沒有相關的基本信息，我們憑什么認為大學生自殺就是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呢？ 　　

　　然后，我們看到，在缺乏相關信息（除面上數據外，還有自殺者的個人信息以及家庭、學校等各方面的情況，以及警方報告等）的情況下，人們只能說他們能說明的，譬如“大學生的心理”。某種社會現象被解釋為社會心理現象，這不是不可以，但為什么大學生的自殺就是心理問題，而農民的自殺是社會問題呢（中國農村的自殺現象、特別是農村婦女的自殺現象特別嚴重，但我同樣不了解確切的數據，據說在世界上已是很突出的？當然媒體和一般社會似乎對后一個社會問題并沒有多少議論的熱誠。）　　

　　那么，我們就來說說大學生的“心理問題”。確實，學生中有一些人被認為有心理障礙，有的學生自己也承認。在我任教過程中，也有的學生信任我，跟我談過自己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問題的討論，如果止于拿大學生的“心理問題”來有聲有色地說事，然后來個諸如應該在大學里增設心理咨詢機構的對策建議。那未免太簡單了。　　

　　需知：心理危機，是每一個、每一群人，都可能遇到的，如果他（們）被置于某種特殊的境況中的話。那完全是正常的、甚至可以預期的，就象氣候變化可能讓人感冒一樣。譬如：士兵從戰場上下來、尤其是參與了平民殺戮，就完全可能遭遇心理危機（就象越戰后和最近的美國軍隊中所發生的那樣）。一場災難后，那些喪失了親人的家屬，可能會有心理危機（所以國家防災系統中需要加入心理安撫這一子系統）。工作中受到了壓力、挫折，人也可能會有心理危機（所以美國一些公司在醫療福利中專業有心理醫療一塊）。　　

　　可現在人們就對大學生的“心理問題”那么感興趣，我認為這本身就是個問題。首先：這種特殊關心的前提可能與某種“大學生觀”有關，一個極端是認為“大學生”是國家精英、民族希望，他們不能有一般社會群體的問題的。另一個極端是，大學生作為“青（少）年”，被視作為潛在的問題群體。所以就有那么多人整天拿著大學生的一些標本放在放大鏡下觀察、研究。要說精神壓力、心理危機，校園外的其他社會群體，如白領、新移民、青年民工、下崗工人、動遷居民等等，他們沒有嗎？　　

　　其次，現在媒體及專家對于“大學生與心理障礙”問題的過度渲染，是會帶來潛在問題的：結果之一可能就是標簽效應，大學生整體成了個問題群體，而個體對這一問題也會生出過度的敏感和焦慮。   

　　當然，這么說，我并不是認為大學生的心理問題、自殺問題不值得關注、不應該研究。恰恰相反，我們需要嚴肅、認真的研究和討論。   

　　可是我們首先需要創造（爭?。┮粋€研究、討論社會問題的環境條件來。我以前曾說過，“社會問題”的建構是以社會的現代化為背景和條件的。現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很多時候還缺乏研究討論社會問題的環境。具體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將大學生的問題放回到社會的維度中來加以考察。長期以來，大學生的問題一直被視為與政治相關的敏感問題，大學校園里的風吹草動，都像是政治機密，黨團系統諱莫如深、層層上報，學生竊竊相傳，專業教師云里霧里（好奇心強點的先生便到學生那里去聽小道）。學校里既沒有“社會∕社區”，也不存在“公共”的空間，更別說信息公開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大學生的社會問題的研究、討論及解決，從何談起？   

　　此外，談大學生的心理問題，不能離開大學生所處的社會狀況。今天的“大學生”，被置于什么樣的狀況下？拍拍腦袋即可列舉的，如：他們在進大學之前，基本被置于封閉的應試環境中，嚴重存在著社會化不足與過度角色化的問題（參照本人《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　－中國的青年文化》）。而大學，事實上被他們的家長和一般社會當作了可以將學生由一個“純正的”“人才苗子”變身為一個合格的社會精英的超級魔法學校。大學四年里，他們必須學會脫離（其實在中國大學里還只是半脫離）父母（以及作為擬制父母的中學老師）獨立生活，必須迅速地補心理發展的課（如確立自我并以此為出發點去學習社會交往），必須開始確認自己的性別身份、補初戀的課（遲到的青春期！）。與此同時，他們必須聽許多沒有意義的（有些是現在就知道將來肯定沒用的）必修課，當然還會有想聽、想讀可沒時間去聽去讀的課和書。除了這些，他們還得為出路預作準備，外語、電腦、第二專業，各種資格不敢沒有。而同學之間，競爭的壓力如影隨形（政治競爭、學業競爭、戀愛競爭、消費競爭等等）。到最后，考研或就業，整天面對著失敗的威脅。   

　　在這期間，不少同學還承受著難以啟齒的經濟壓力，家庭貧困的學生得打工維持學業生活，家庭寬裕的也可能承受著無止境的消費時尚的壓力。   

　　在我看來，今天的大學生們，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依然那么努力地扮演著“好學生”，實在可算是大不易的事了。這多少要歸因于中國家庭中親子關系的密切：我們的許多父母，繼續在盡一切可能扮演著孩子的精神保姆的角色，每日里電話、短訊，當遠距離的保姆。而我們的大學：其中的學生工作系統，也很不容易地擔當起了管理、照顧這些“特殊成人”的責任，平心而論，他們的工作，既是制度的要求，也有著實際的社會需要，要不然，我們的許多家長，恐怕真的要來陪讀才成。還有：最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階段，年青人，努力著，支撐著，是因為有這樣的希望（這么希望著）：努力了，會有回報，會有前途。   

　　如果我們留心一下國外那些“過來的”國家，就可以了解到，大學生自殺，在經濟起飛時期是個社會問題，在成了“先進國家”的今天依然是個社會問題。當然背后的原因已有不同。相應地，已可以見到很多的研究，還有不少對策機構和法規。舉例而言，就業難和失業，在一些國家已構成大學生自殺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敦促政府和企業團體拓展年青人的就業空間，確立相應的勞動法規，并敦促學校增加職業訓練、就業指導以及勞動法教育等，正是一些研究者和非政府團體在努力做的工作。總之，重要的是對社會問題的正視和研究，在此基礎上依靠社會各種力量（包括大學生自身的力量）來切實地解決問題。    說到這兒，不能忘了提一下，關于“自殺”的研究，迪爾凱姆的《自殺論》是個很好的參照，尤其從中可看到，社會信息的公開，是怎么回事，對于社會學研究有多么重要。   

　　還要說的是，關于年青人的自殺，無論是報道還是議論，媒體（包括網絡）需要自律。因為，媒體大量報導會導致自殺事件的頻發，即自殺事件的媒體傳染效應，在國外早已經被反復證實，已成為一種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