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為道”精神亟待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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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中國人的精神，首先會想到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精神》和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尤其是后書中描述的“窩里斗”、“不能團結”、“醬缸文化”等國人的劣根性，會讓人升起一種痛恨和無賴之感。不過，相對于書中所描繪的中國人的形象，現實中的中國人的精神狀況則更讓人感到憂慮。
可能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現在的中國人都在“向錢看”，甚至是為了“向錢看”而不顧道德、不擇手段。比如，官員們在謀取私利，貪腐瀆職現象愈來愈烈，甚至出現了明末大儒劉宗周所描繪的現象：“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條列風紀之要疏》），商人們為了追求利潤大肆售賣劣質、有毒產品，這幾年地溝油、毒奶粉等食品安全問題屢屢出現，百姓甚至到了不知道什么產品能放心食用的境地，只能轉而購買洋貨。作為最應富有理想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也在忙于做項目、申請課題經費，為了拿學歷、評職稱不惜抄襲他人作品，能靜下心安于學術的已經很少見了。
傳統儒家的“義利之辯”在今天已經被棄之敝屐，代之而起的是市場經濟的“理性人”觀念，從西學理論上來講，“理性人”的人人為己可以構建一個我為人人的“理性社會”。不過，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理性社會”并沒有出現，反而形成了一個為牟利而不顧道德、不擇手段的無序社會。我們來回顧一下孟子的一段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現在中國就面臨“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局面。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已經看不到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那種堅持了，即把“道”放在第一位，為了“求道”、堅持“道”，可以不在乎自身收入與物質條件的貧瘠，可以安貧樂道。傳統儒家提出“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這在現代許多人的眼中可能顯得迂腐，但正是這迂腐中有一份堅持，而現代人的圓滑中卻少了這一份堅持，以至于陷入無底線的道德空虛中。
國人已失去精神樂園，“為道”精神的丟失也體現為當今社會的精神空虛和信仰缺失。傳統儒家的“為道”精神是一個即學問即道德即宗教的綜合價值觀，也就是說，“道”既可以作為一種學問去追求，朱熹認為“道即理”，作為理的道是可以在生活中隨處體認的；道也是一種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在儒家體現為仁義禮智，而仁道和天道是相通的；道也是一種信仰，一種精神追求，這種對道的追求可以激發人宗教徒的狂熱，即所謂“道之所在，義不容辭”“舍生取義”的殉道精神。而今天的社會，伴隨著儒家“為道”精神的丟失的是信仰的缺失，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家園，我們不知道該追求些什么、堅持什么，只能迷失在物質的欲望之中。
鑒于目前的道德和信仰現狀，中國需要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當然，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特別是在轉型期，中國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國人，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買房、孩子上學、看病、喪葬都具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提倡“為道”精神并不是要求全體的中國人都不去努力賺錢，而是要在賺錢、牟利的同時保留一個“道”的底線，要提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底線倫理。
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對于形成一個合理的道德心理結構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中國人的精神，它的內容不應僅僅是“向錢看”，還應該有對“道”的尊重，即對價值觀念的尊重和默守，如果缺失了這一部分，那么“向錢看”必然陷入道德真空中。另外，“向錢看”和“為道”應該是中國人心理結構中的兩極，只有在“向錢看”和“為道”之間形成一個合理的張力，國人的精神結構才能良性發展。
重新喚醒儒家的“為道”精神，也是要求出現一批“以道為任”的人，這類人對于一個國家具有重要作用。今天，我們的社會缺少這樣一群“為道”的人，一個群體的缺失背后反映的都是一種精神和價值觀的缺失，如果現在社會中重新出現一批以道為己任的人，那么這群人在引領和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將發揮難以估量的作用。從歷史上看，那些孜孜以道為己任的人無一不是民族的脊梁。比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等，“邦有道則士、邦無道則隱”，他們肩負起了各自時代民族精神傳承的重任，通過自身的求道經歷，樹立了不朽的民族人格典范，激勵了各自的時代及無數后人。當代中國正需要這種人和這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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