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增幅是高是低?
2012年7月26日
新華網北京7月25日電（記者徐博）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25日說，今年上半年，全國有16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9.7%，較去年22%的增速有所放緩。
這一增速是高是低，工資高增長能否持續，工資增長的“負效應”能否避免？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這一領域的專家。
19.7%仍屬高增長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19.7%的增幅雖然有所降低，但仍然屬于高增長，高于ＧＤＰ增速，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速，也高于‘十二五’規劃目標。”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全國ＧＤＰ增速7.8%；根據“十二五”規劃，我國計劃到2015年爭取實現最低工資翻倍，也就是年均增長13%。
蘇海南介紹，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消費價格指數、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等。國家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下，2009年最低工資暫緩調整，2010年和2011年我國經濟增速較高，就業需求比2009年明顯增長，物價漲幅也較大，綜合這幾方面因素，很多省份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個別省份增幅達到30%以上。”他介紹。
“但這種20%以上的增幅是不可持續的。”蘇海南說，“今年ＧＤＰ增速有所放緩，物價水平較之去年也有所回落，因此最低工資增速下調一些很正常，而且19.7%的增速仍然算高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最直接的是低收入群體，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于這一群體的收入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工資較快增長能否持續
保持較快增長的不僅是最低工資——2010年和2011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分別為20759元、24556元，同比分別增長14.1%和18.3%。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說，過去多年我國工資增長慢于ＧＤＰ增長，導致勞動者報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近幾年的較快增長可說是一種補償性增長。
“盡管我國勞動力總量上仍然供大于求，但無限供給的時代已成為歷史，‘招工難’‘用工荒’現象就是最好的體現。”鄭功成分析，“新生代勞動者基于受教育程度的持續提升，其對包括就業平等與合理報酬等的追求也在持續升級。”
鄭秉文也指出，每年農民工回鄉過年到出鄉就業這段時間是中國特色的工資博弈，當年的勞動力價格就在這段時間里被基本確定。
“第一代農民工是在城市掙錢回鄉去花，新生代農民工則是在城市賺錢在城市花，成本自然高一些。”他分析。
“從國家發展進程來看，我們不能老是以落后國家作為參照，不能老是以勞動者報酬低水平為榮，而要從以低勞工成本為競爭優勢轉向以高素質勞動者和與之相匹配的薪酬水平，以及產業升級、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為追求目標。”鄭功成說。
蘇海南認為，只要工資增長水平不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這種增長就是可以持續的。
“中國已經從一個落后農業國發展成了一個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但若不改變產業低端的落后格局，就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強國。”鄭功成說。
工資增長“負效應”能否避免
“最低工資已經超過1300元了，工資壓力能不大嗎！”史麒在天津經營著一家服裝加工廠。他介紹，工廠工人的工資已經從去年的2200元左右上升到了約2700元。
鄭功成說，較之一些東南亞國家，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不斷上升并超過這些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是最近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必然結果。
“即使這樣也很難招到并留住工人。”史麒正盤算著將工廠遷到中西部地區。近日，國際運動服裝巨頭阿迪達斯也決定關閉其在華唯一直屬工廠，用工成本增加是其做出這一決定的重要原因。
鄭功成認為，我國不僅要努力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改變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更要將產業升級作為經濟模式轉型與改變增長方式的基本出發點。
鄭秉文指出，轉型升級固然重要，但我國有著巨大的就業人口，有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也不能完全拋棄。
“實際上，初次分配結構還有著巨大的調整空間，如減輕稅負、適度調節資本收益等都是可行的。”鄭功成認為，上述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力成本上升對企業的影響。
他同時指出，工資增長雖然會影響生產經營成本，但應當看到它必然帶來消費增長，進而構成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
“正常的勞動者報酬增長必定帶來良性的經濟發展，良性的經濟發展又必定為正常的勞動者報酬增長創造條件。”這位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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