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被救者言謝的勇氣
2012年08月01日
又見“英雄流血又流淚”。39歲的打工仔司和平，近日在東莞挺身抓搶匪被捅四刀，回憶起自己與劫匪搏斗時的情景，病床上的他唏噓不已：“心涼啊。當時路上那么多人，沒一個人肯上前搭把手。我負傷后，也沒聽到女孩說聲‘謝謝’。”如果說拔刀相助很難，那么，一聲“謝謝”又有多難呢？ （7月31日《東莞時報》）
在中國的傳統道德觀里，以德報怨的故事都能成全，何況是以德報德的底線？但是，近來被救而“緘口不言謝”的事件卻并不鮮見：譬如前不久，湖南婁底青年鄧錦杰下水救人遇難，獲救者默然離開；西安市民魏先生在街頭勇敢制止了一起搶包犯罪行為，當事人卻連一句謝謝都沒有，以至于兒子勸他“以后少管閑事”……好人無好報，這讓樸素的民意憤憤不平，或罵被救者“白眼狼”，或恨不能將其拖到道德的烤架上。
知恩圖報，人倫之常。即便有一千個匆忙離開的理由，也不過是一千個傷害善意的借口。純粹的道德批判缺乏實際意義，這正如將“好人有好報”的邏輯建立在純粹的道德自覺之上。司和平的傷痛，看起來似乎來自兩個層面：一是“路見不平一聲吼”之后，卻發現現場也只有自己的這“一聲吼”，道德行為曲高和寡；二是被救助者悄然離場，連起碼的謝意都未曾表達。但另外的傷害，卻在于制度層面——迄今而言，除了“媒體爭相報道”，除了正在申請中的“見義勇為獎”，似乎再也沒有感恩或言謝的物質表達。
亞當·斯密的 《道德情操論》說得很明白：對我們來說，一個行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當的和被人認可的對象，那么，該行為一定應受獎賞。在荒蠻年代，道德行為的機會成本很低，救個人，也只是少打一只兔子、少捕一網魚，也因此，重視精神褒賞就與道德收益之間不存在多大的矛盾；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道德成本越來越與柴米油鹽糾結在一起，而且道德風險也隨著作奸犯科的能力一起水漲船高——這個時候，單純的精神獎勵未免就顯得有些單薄了。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來說，“免稅”其實就是一種道德行為的物質獎賞；而對于個人來說，似乎仍在靠寥落的、標準偏低的固有政策望梅止渴。
好在7月26日，國務院轉發了民政部等七部門 《關于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規范了見義勇為人員的權益保護。與其說這是一部姍姍來遲的保護政策，不如說是對“好人有好報”誤讀的一次政策糾偏：一方面，這告訴我們，“好人”不只是一個榮譽稱號，亦有理由對應扎扎實實的權益回報，這種回報，可以是物質獎勵、保障到位；另一方面，這還告訴我們，道德行為的最大受益者其實并不只是具象的被救者，更有抽象的公共利益。見義勇為是滋養社會良善秩序的正能量，那么，對英雄言謝的主角由政府部門擔當就更合適，只要他們致謝的聲音洪亮，即便被救者以怨報德，英雄也斷不會意冷心灰。
真正的道德，是悲憫寬容的。盡管有收益上的考量，但終究不會因此而洶涌成另一種 “暴力”。因此，英雄司和平有的是“唏噓”，而不是“憤恨”。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被救助者道德批判的同時，如果喪失了道德評價本身的平和與寬宥，這與“反道德”何異？湖南婁底青年鄧錦杰下水救人遇難，獲救者默然離開，其后，獲救者被輿論“揪出來”，網絡上一片鞭撻之聲——有的聲音，甚至超過了人格侮辱的底線。今天，失聲的被救者，固然行為失當，但即便有良心的人，也會有一時糊涂的時候，尤其是相對弱勢的人，或懼怕于承擔責任的壓力，也不是沒有可能。除了溫和的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制度當喚醒被救者言謝的勇氣，于此而言，一部《意見》便是激活良心的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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