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償募款成不能說的“秘密”？
2012年9月3日
當義務奉獻的傳統慈善觀念依舊固守于公眾心中時，公益機構收取管理費尚且讓部分人覺得難以接受，有償募款更像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不久前，浙江一家公益組織施樂會募集善款社工可提成15%的消息，再次觸動網友們敏感的神經。這一在國外常見的籌款方式為何飽受質疑？其“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國式生存狀態，恰恰反映出NGO自身公信力不足以及捐款人知情權被忽視的問題。
“千萬別提無償捐贈，誰的捐贈都是有成本的！”曾在壹基金做了近兩年籌資官員的白鶴說，關于有償募款的討論才剛剛開始。
后郭美美時期，全國的公募基金會普遍面臨捐款額度極速下滑的局面，有償募款又能否成為激勵籌款官員的一劑良方？
這些，無疑都值得我們關注。
“有償社工”爭議
關于有償募款的討論，始于今年7月份媒體的一篇“揭黑”報道。
這篇名為《施樂會募集善款社工可提成15%，被指騙捐伎倆》的報道稱，施樂會“每個社工可以從每筆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為報酬”。一石擊起千層浪，觸動了許多網民的敏感神經。
成立于2007年4月28日的施樂會，是一家金華的網絡慈善平臺，由方路等四人創辦。施樂會網站提供平臺式服務，由求助人開設和銀行卡掛鉤的賬號，經審核后在網站發布求助信息。求助者需公布自己的真實姓名、身份證號、聯系方式，以確保信息可信、可追溯。求助內容不限，包括教育、醫療、救災、安老等等，最高求助額為5萬元。
頗具爭議的“有償社工”制度始于今年3月份。此前，施樂會招募志愿者為沒有上網能力及條件的受助人發布求助信息，志愿者需上門收集受助人材料，然后在互聯網上發布進行募捐，募捐結束之后再上門將善款送到受助人手中。此時，社工的工作內容僅僅是服務性質的收集、發布、回饋等。
但是，原有模式存在幾個問題：志愿者需往返求助者家里兩次，消耗不少時間、人力、財力成本；求助人從求助到拿到善款需要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境況可能惡化；志愿者沒有募款壓力，影響其對求助者真實情況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志愿者工作是有成本的，由志愿者承擔這些成本影響了其積極性。
據《羊城晚報》報道，7月17日，社工雷克、張楠，志愿者劉乾等人在河南省南陽市南召縣留山鎮郭拍店村支書李書東的帶領下，走訪了村里丁丙云、趙金志、生漢福、吳長德四位孤苦老人的家，并墊付5300元的善款。之后，志愿者將老人的照片和文字說明放在施樂會平臺上，共募捐善款6200元。超出墊付的900元減去走訪所花費的292元就是社工的報酬。其中，社工所得報酬不得超過每筆捐款的15%.
事件立刻引發軒然大波。方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解釋，這個15%是在超募部分扣除社工走訪費用的余額之上，收取15%的提成，且所謂提成并非從募捐總額中發生，而是在施樂會平臺上有兩個按鈕，捐款人在捐給受捐人的同時，可以點擊捐贈給“有償社工”一部分資金，也可選擇不捐贈給“有償社工”。
微博上有人認為，施樂會網站已經過修改，事實是否如此暫且不論，但有償募款是否合理、如何完善公益機構對籌資官員的激勵機制等問題卻由此浮出水面，等待著一場激烈而公開的辯論。
智行基金會北京辦公室的外聯官員羅佳旭的質疑在于，施樂會所招募的有償社工并未經過國家社工資格考試評定，也不需社工專業出身，并非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社工。他們也不是施樂會的全職員工。
羅佳旭認為，有償社工制度對于社工來說并不公平。“如果是籌款官員，那么工資與籌款活動有關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提供服務性的社工，只要走訪了受助人，不管受助信息是否真實，就應該有工資，而不是與籌款掛鉤。”
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秘書長胡小軍卻認為，施樂會的嘗試具有時代意義，它第一時間在網站上作出回應，態度還是誠懇的。“施樂會的問題在于工作流程上有瑕疵，不關乎公益倫理。對一個專業公益組織來說，需要向企業學習標準化的操作流程。”
“15%包括了社工提前墊付的交通費、餐費、材料費等，這部分費用回來后領取是理所應當的。但15%有多少是給工作人員的提成和補助？都需要說清楚。”胡小軍特別強調，一定要保障捐款人的知情權。
國際慣例中國遇阻
有償募款在中國近乎人人喊打，但國際上早已是通行的慣例。
日前，美國《W orth》雜志評選美國100家“最好的”慈善機構。所謂最好，就是以“是否高效地使用捐款”為依據，能否以最低成本使用捐款人的捐款。這些“最有效率的”公益機構平均籌款成本（7%）、行政成本（7%）、加上未單獨計算的項目管理成本，一般美國公益機構的成本應當在20%左右。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榮在《東方早報》撰文指出：“在美國，一個治理良好的慈善組織，行政成本大概占總支出的20%- 30%，籌資成本通常占到籌款總額的20%- 40%.行政成本除了被用于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酬外，可能還包括高效的物流、會計或采購系統，以及對花錢進行嚴格的評估?；I資成本包括用于專業籌資公司進行籌款的費用。”
“香港街頭經常有人拿著花要你捐錢，你捐了的話就給你貼一個花。但他們都不是公益組織的，可能隸屬于廣告公司或營銷公司。公司作為公益組織的籌款機構，公益組織需要為其支付一部分籌款費用，可能是按比例支付的。”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說，國外除了專業的籌款機構，還有獨立籌款人制度，“相當于企業銷售代表，是按照提成來生存的。”
事實上，公益機構的籌款本就是一個有成本的技術活。壹基金前籌資官員白鶴認為，凡是在面向公眾或者公眾籌款比較弱的、需要大客戶捐款的公益機構里，籌款官員都比較重要。她在一篇談及籌資管理機制的文章中提到：“和所有商業領域里的黃金銷售人員一樣，籌資官員可以說是基金會里最重要的業務人員……當一個機構擁有了一個優秀或者幾個優秀的籌資官員時，這個機構可以說是運營得非常穩定的了。”
籌資成本問題一直是中國基金會的禁區，竇瑞剛覺得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還非常不夠，應該讓籌款成本更公開透明。“籌款成本是永遠存在的。傳統的基金會都利用行政籌款，看上去沒有籌款成本；有的公益機構通過自己的員工籌款，這些員工只拿固定薪酬，就看不出來籌款成本。”
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的一條硬性規定讓很多公益組織都頗感頭痛。“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因此，國外慣用的獨立籌款機構及籌款人制度在中國遭遇“腸梗阻”。
如何激勵？
在種種限制之下，如何建立公益機構籌資官員的激勵機制一直是困擾行業的問題。特別是在后郭美美時期，公益行業公信力下滑的大背景下，許多民間組織也被“誤傷”，籌款額度急劇下滑。
即便是在圈內頗具口碑的壹基金，上半年籌款情況也并不理想。今年1- 6月，壹基金實際完成的捐贈收入為1926萬元。而2012年壹基金的年度預算捐贈收入為1 .1億元，上半年完成了全年預算的17.5%.其中，個人類捐款為1136萬元，企業類捐款不足800萬元。
怎樣有效激勵籌資官員，也是壹基金秘書長楊鵬經常思考的問題。
據壹基金傳播總監姚瑤介紹，基金會籌款官員目前的薪酬體系分為三類：一是定薪制，二是提成制，三是績效考核制。壹基金目前采取的是定薪制，他認為，績效考核不利于公益機構的團隊合作氛圍，畢竟籌款成功應該是公益項目和團隊背后的推動，而不是籌款官員個人因素。
楊鵬接受籌資有一定的提成，但不能太高。他認為，籌資如果變成一個完全商業化的行為，很容易破壞公益機構的核心價值。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公益的核心價值和商業化操作手法在同一個機構文化環境中處理比較困難。更重要的是綜合性考量，如果一個公益機構籌資成本高，那后續的項目更需要監督評測。
在壹基金擔任近兩年籌資官員、現已離任的白鶴則認為，對籌資官員的激勵應該更加完善：“首先，個人籌資的，那么這個人的籌資金額一定要有基本工作量，這個很好算，一個籌款官員（月薪 五險一金）/10%×12就是他一年的最低籌款額。這個是個人的，如果超過這個籌款額，當然要有獎勵機制了。”
其次，她提出建立獎勵假期。“如果業績特別突出，超額完成了，那來年怎么做計劃呀？計劃做高或者做低了都不合適。所以說，如果已經超額完成籌款，機構又沒有運營費用來獎勵，最好就給籌款官員帶薪放假。”
此外，業務學習培訓也是激勵法寶。“目前N G O圈里，對籌資官員的業務培訓是非常差的。這個領域沒有建立籌資人員的俱樂部，也沒有籌資人員培訓課程。很多人最基本的商務禮儀都沒有！”
最后，她提出，升職也不免為一大激勵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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