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社會體制改革春天將至
2013年06月08日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近期最出名的，大概要屬兩會期間一段關于“放開二胎管制”的言論。看似無望的呼吁，觸及了中國社會正在面臨的養老危機。一名學者的擔當可見一斑。作為國內最早接觸NGO的研究者，王名用了15年將一個邊緣學科拉進了主流研究范疇。最近，他頻頻揮師南下開講座，被業內形容為是來送“雞血”的。對社會改革持樂觀態度的他，5月28日在中山大學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部分官員對公民社會仍存較大誤解”
南方都市報公益周刊(以下簡稱南都)：能否談談中國NGO的發展歷程？
王名：先看社會系統，上世紀80年代缺乏法制，但整個社會在迅速成長中；到了90年代，完善了制度，社會在政府的清理整頓、規范中前進。2000年以后，就是社會系統的迅速發展時期。再來看NGO的發展，2006年之前，政府的態度趨于保守，不支持也不限制，那個時候國內NGO發展很快。2006年之后，政府從監督、培育、管理并重轉向支持發展為主，一直持續到現在，這是政府探索的過程。而從現在開始應該是社會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的過程，這個過程里社會組織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南都：現在政府的確培育了不少社會組織，但有一些做法仍是“運動式”的。這些培育出來的社會組織壟斷了社會資源，也沒有建設公民社會的理念。你怎么看待這個趨勢？
王名：社會組織的概念是在2006后才開始有的，并頻繁出現在政府的文件、工作報告中。這是一個積極的過程。社會系統的發育需要力量，我把它叫“還組織于社會”。讓社會組織真正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我理解為，一定意義上就是在建設公民社會。政府現在主動面對公民社會，但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官員對公民社會的理解仍存在很大誤解，過于敏感，貼標簽。其實完全可以定義一個共產黨領導下，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公民社會。
黨的領導和公民社會并不是對立的。其實要講公民社會的歷史、內涵，它跟社會主義的關系更近。把公民社會定義為資本主義是錯的。習總書記上臺后說要恢復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那么能不能恢復對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的信仰？如果馬克思的理論包括公民社會理論，我們可以下個定義，討論公民社會的內涵是什么，不要亂貼標簽。
可以有美國的公民社會，也可以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公民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離社會主義很近，馬克思講的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公民所有制，公民所有制是跟公民社會非常接近的一個東西。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很多政府官員不了解這個概念，沒有論證清楚，在理論上就已經認識錯誤。
“頂層設計在自上而下地推進社會改革”
南都：你這次來廣東，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說，呼喊“春來來了”的人來了。現在真的迎來了社會改革的春天了嗎？
王名：我的分析是這樣的，從改革開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種很強的、自發的、由市場經濟發展本身釋放社會的一種能力，所以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動力，一開始就存在，而且一直在進步，包括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服務的提供、社會治理，都在積累這樣一種動力。現在我們看到，從十八大以后，特別是在今后改革方案中間，頂層設計在自上而下地推進社會改革。
我把廣東的改革看做是來自頂層設計的一種。兩會后，全國政協社法委來廣東做了一次調研，廣東走完后又去浙江走了一圈。我基本的判斷是，浙江的改革是一種社會自發的、自下而上的。廣東的改革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頂層設計推動的，尤其在制度層面。現在這種力量表現在中央層面，一種難得的、頂層的力量開始達成共識。它是在廣東先行先試的基礎上、在一種普遍的危機意識下，形成的共識。這樣兩種力量，有可能實現一種上下互動。在這個意義上，我說社會組織發展或者社會體制改革的春天來了。當然現在還沒有全面展開，它需要一個過程。
南都：有人說你過于樂觀了？
王名：其實我是一半在解讀，一半在期待。雖然有很多問題，但中國是有希望的。我們去MIT(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美國人說中國沒希望了，錢和官員、精英全都跑了。我當時回應他們，中國的希望在那批腐敗的官員身上嗎？他們代表過去的中國。我們這些年輕的官員會到美國來嗎？他們才是中國的希望。我們相信、熱愛這個國家，所以我們在努力。那些腐敗的官員其實已經死了，不是他們拋棄了這個國家，而是被國家、這個國家的未來拋棄了。這個體制里面還是有很多努力、干凈的官員，包括我們現在學政務的學生，財富不是他們的目標，他們追求的是個人、所在地方、社會的進步。有未來的人不會為了錢財糟蹋自己的未來。現在很多官員都已經認識到“當官不發財，發財不當官”。只要這些人在，中國就會有希望。這是我樂觀的根據。
南都：你覺得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嗎？
王名：改革本身很難說是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是改革的動力之一，但改革的整個設計、戰略和推進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村民自治已經做了探索，看上去是自下而上的，但最終也是自上而下的。
南都：就你的判斷，中國未來的改革圖景是怎樣的？
王名：我從新領導人那里讀到了一種社會改革的傾向。很多問題都不是政治改革能解決的，比如上訪、利益集團、土地、住房、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出現的拆遷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改革得到有效的化解。在整個社會系統發育成熟以后再啟動政治改革，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途徑。
中國的改革，社會建設要先行，但這肯定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社會建設會達到一定的程度，這對未來的改革是一個很積極的過程。社會建設的目標是讓社會穩定，這個穩定的系統對于下一步的改革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系統，經濟改革也會遭到很大的危機。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最擔憂沒等社會建設好就已經潰敗”
南都：你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王名：社會潰敗。一方面社會沒有長起來，一方面社會問題越來越激烈，這個過程中社會潰敗是存在的。就怕沒等社會建設好就已經潰敗，這才是我最大的擔憂。但還是有希望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上和下兩種力量，這是一個積極的過程。怕的是上沒有動靜，下面在使勁推動，下面面臨的阻力又很大。
南都：作為一名研究NGO的學者，你如何給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社會轉型期，你認為學者的作用在哪里？
王名：我把自己定位為一種實踐研究，也參與NGO的一些實際工作，包括創辦NGO，當理事長。我是有偏向性的，盡可能去理解、支持NGO的工作，不是中立的角色。我支持、捍衛NGO的權益、政策層面的訴求。學者的作用應該在兩方面，一是觀察和把握社會進程和發展方向，另一個便是影響政策。中國在改革轉型期，思想上、制度設計層面需要更多的智慧，包括政策的制定、立法的過程，學者要盡可能參與這個過程。
南都：說到參政議政，你應該是很有經驗了，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據說，今年初，還出版了一本《建言者說——十年政協提案小集》，這是為什么？
王名：政協提案很多是沒有效果的，但我還是認真地做了這個過程，我希望我的提案能夠記錄下來。這是對我自己負責任。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在建言這方面的也已經成熟了，從一開始的不懂到后來可以駕輕就熟。我也知道有些建言政府根本不想采納，但我的目的是想讓社會知道，發出我的聲音來，讓社會達成一種共識。比如，今年兩會呼吁“放開二胎管制”的提案。
從改革開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種很強的、自發的、由市場經濟發展本身釋放社會的一種能力，所以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動力，一開始就存在。—— 王名
采寫：南都記者 周執 實習生 謝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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