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團：警惕“公益大躍進”
發布時間：2013-07-01 來源：中國發展簡報 作者：楊團
2008年以來，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發展很快。這不僅來自全民抗震的推動力，也有國際的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升。這地位的提升也投射到公益領域，加之國際社會對中國非營利組織的支持，也從一般的項目支持轉向更廣泛的多方支持。例如網絡建設、能力建設等，推動中國更快地融入國際社會。這都是在近幾年公益界的新現象。
國際、國內還有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大眾公益網絡時代的到來。微博的興起，引起中國公民以個體為單位、無門檻地自發進入公民社會的建設浪潮。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首次出現非組織化的人自為戰的方式。公民在微博上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無論贊同、反對、倡導、呼吁、鞭撻，都是自己的自愿選擇。這種前所未有的開放空間導致一呼萬應的事情少多了，多種聲音、多種觀點出現了。這是非常好的態勢。中國公民終于有了一個自由釋放自己的思想觀點的出口，這就是微博。公眾用微博自由發聲，這大約是微博的發明者沒想到的吧？還有，通過微博了解公益，通過微博捐贈，甚至用捐贈作為選票，捐給誰，就是投給誰的票。這種現象也是以往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這樣一個大眾公益網絡時代帶來了很多新氣象，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
對“公益大躍進”缺乏認識和警惕
近兩年，多個地方政府開放對民間組織的無主管登記注冊，并且將公募資格也放開給部分民間組織。大量的民間非營利組織紛紛提出登記注冊申請，原來以工商登記方式以及未正式注冊的組織，都隨著政策的開放而冒出來;還有一些全國性組織要發展基層組織，例如紅會、慈善會這種大牌組織，縱向發展的鏈條很長，甚至鄉、村都有紅會和慈善會。特別要提出的是，即上海恩派創造的公益孵化器模式后，全國各地的政府紛紛學習，建設了200多個各級政府辦的公益孵化器，大有公益界進入大躍進時代的勢頭。其實，從近兩年登記注冊的非營利組織數據看，增長率不算高，不過，在公益事業發展上，到底用什么方式才能促其健康成長，卻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我所說的 “公益大躍進”，指的是對公益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陷入盲區，盲目追求公益生產的效率，對于因此而產生的問題缺乏認識和警惕。例如，2012年發生的兒慈會(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小數點事件。事件發生時，兒慈會成立才兩年零10個月，卻有了好幾億捐款，而工作班子才10多人，還是以退休老干部為主。無論退休者還是年輕人，都以志愿者心態去工作，工資拿得比市場水平低不少，幾乎沒有專業團隊，卻要管理這么多的錢。而且，缺乏層級管理的規則，高級管理人員做初級工作，結果就出現財務數據多敲出一個零的狀況。還有，管理這么多錢的一個大基金會，理事會結構不科學，沒有專業人員，導致出了問題也無人發現。
兒慈會事件反映了以“公益大躍進”和以志愿者方式管理專業組織這兩種錯誤思路共同作用的后果。有批評者說兒慈會是官辦機構，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兒慈會才真是個民間NGO，在業界有很好的口碑。但就是因為“公益大躍進”，快速、超常規地成倍增長，又不按照專業規律辦，才出了這些問題，這使得它為社會服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僅兒慈會，難道其他的組織就沒有同樣的思想和做法嗎？不要以為只要我是做公益的，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都是對的，別人一批評就覺得很委屈。
政府直接插手慈善活動的勢頭不減反增
政府之手伸向慈善組織是從2006年全國掀起慈善風暴開始的。為了體現慈善是社會保障的組成部分，各地政府以下文件的方式推動慈善捐款工作，要求將捐款匯繳到各地慈善會。結果，地方慈善會成為政府直接募捐的收銀袋。有的地市的政府甚至還要求慈善會收的捐錢要先交回給財政，用錢時再寫申請下撥。有人說政府直接插手慈善是源自2008年汶川抗震，其實比這還要早兩年。現在這個模式已成昨日黃花，最近又出現新的情況。2012年2月，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聯合其他部門出臺了一個宗教慈善方面的文件(《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活動的意見》)。同年9月發起了一個“宗教慈善周”活動。這個慈善周募集2.5億元。而這些錢現在放在國務院宗教管理局財務那里。據說要等他們出具體辦法才能使用。還有，這兩年寧夏政府做“黃河善谷”，以慈善的名義做開發區，給企業免稅，而后要求企業給慈善捐款，這是在土地財政的基礎上加上一個慈善財政，來保經濟增長。
還有一個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的做法，但實際上真有那么回事。國有資產管理局讓國企用認領貧困村的方式支持新農村建設。讓華潤集團認了六個希望小鎮，大約花了五六個億。而一個小鎮也就是一個新農村，它有多少人呢？大約200多戶，千把人。這就花掉一個億？那可能還真不如把錢分給農戶的效率更高呢。而華潤成為全國典型，國有資產管理局要求所有大型國企都向華潤學習，都要認領農村。結果，這兩年就出現國企與地方政府合作建樣板村的新模式。這就是國有企業的公益慈善事業。而政府認為要求國企做慈善是自己的責任。顯然，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照這個思路做下去，方向就走偏了。慈善的民間性、自主性越來越被政府的強制性、行政性所替代，而越來越趨向于成為政府進行經濟與社會管理的有力工具。
草根NGO的資源捉襟見肘
目前看，草根NGO雖然長出來一大群，但是資源來源困窘不堪。原來的“洋奶”吃不上了，而政府購買服務的資源又難拿到，本土基金會的支持也很苛刻。盡管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在2012年有了不少的進展，比如中央財政撥了兩億人民幣，2013年增加到三個億，但是政府購買服務中存在著非常多的問題。不僅在機構、項目的選擇上沒有一個真正公正的規則，有政府背景的組織拿得到，真正的草根沒關系拿不到，還有很要命的一條，是政府的資助里幾乎沒有人工成本，真是只讓馬兒跑，不讓馬兒吃草。結果拿項目越多的組織和機構，人工成本的缺口就越大，經濟就越拮據。政府資助中的苛刻性以及評估中的問題，迄今還沒有很好地梳理，這種情形下，政府購買服務越擴大，問題就越嚴重。
海外援助中的新問題
中國政府的對外援助已經開始考慮啟用社會組織，比如對于非洲的援助，已經對紅十字會提出要求，紅十字會也主動與商務部、外交部聯系，以民間外交方式援助非洲。中國青基會做中非希望工程，扶貧基金會在蘇丹建醫院，都已經開始做。不過，其中的一個方向性問題是民間外交大都用的是行政化方式，捐物資設備，把東西往那里一放就算完了，沒有在當地社區、在貧困的農牧民中間建立起真正幫助他們的可持續的做法，沒有幫助他們建立當地的社會組織，幫助他們自己站起來。中國非營利組織的有效的經驗、做法和方式并沒有通過對外援助進入這些地區。隨著今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民間外交的分量將大大增加，如果我們的對外援助還是過去那種政府化、行政化的方式，中國對外援助的有效性一定會大打折扣。
以上問題是這兩年中國在國內外形勢巨變和經濟社會快速成長中發生的，都是推動中國公民社會成長中突出的新問題，必須認真面對。
【人物簡介】
楊團：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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