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剛：構建公民社會的關鍵
2013-07-17 來源：NGO發展交流網
我不覺得有不滿的青年就是憤青，憤青總有一種過度憤怒的情緒，是很難與之理性對話的，他們的語言和行動也都具有暴力傾向。年輕人對社會不公有不滿情緒，這很正常，因為他們期望個體在社會中能夠被理解和尊重。
朱健剛，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教授、廣州公益圈內的行動派學者。近三年來，他的名字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與之并列的關鍵詞還有“ICS(中大公民與社會研究發展中心)”、“公益”、“公民社會”和“年輕人”。依托公民課程和ICS的社會影響力，朱健剛正逐漸成為廣州乃至珠三角地區最積極的公民社會倡導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曾如是評價他：“行動中的阿剛和思考中的朱健剛博士，同出一轍，內心都充滿關懷。”
在朱健剛看來，建設公民社會，第一步仍在于培養大眾的公民意識和公民美德。“這是個漫長且不可能立竿見影的教育過程，”他說，“但我對此依然樂觀，因為在不斷播種的同時，一些新芽已破土而出。”
談公民教育：年輕人的熱情和不滿需要引導
記者：你本科和碩士期間研究的是政治學，讀博時則轉去了人類學，現在又致力于公民社會的探索，是什么經歷促使你改變研究方向？
朱健剛：這主要與我關注的問題有關。剛上大學，我學的是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專業，同時也輔修了法律;碩士研究生階段，我的側重點在政治社會學，這要求我們深入社區去調查社會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在這過程中我對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產生興趣。讀人類學的博士期間，我選擇了“城市底層社區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
當然，這種選擇也與我在2000年左右于上海吳街街道中部某個棚戶區(貧民村)的調查經歷有關。調查期間，住在棚戶區的人都找我抱怨，他們希望通過拆遷來獲得更好的生活環境。可當政府真的頒布了拆遷通告，人們又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損，失去家園更讓他們擔心。我跟一個老頭住在一起，這個老頭看起來住得很差，可走到哪兒都有熟人打招呼，日子過得清貧而快樂;要拆遷了，他擔心自己會被拋到遠離中心城區的地方，那里雖然還屬于上海，卻已完全是陌生的世界。拆遷之事，對年輕人而言可能沒太大影響，但對很多依靠低保、居委會的老年人來說則是巨大的挑戰。拆遷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讓我真切意識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我希望能做些事情去緩和、化解這些矛盾。
記者：公民課程的開設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朱健剛：開設課程有很多原因。據我了解，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哈佛大學等國外高校很早就開設了這門課程，但當時(2005年)國內的高校仍缺少關于介紹公民社會、公益慈善的課程；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研究重點也在這個領域，希望能跟年輕人一起探索公民社會的可能。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希望公益青年能成為社會中的一股潮流，他們有擔當、有創意，能夠開創不一樣的局面。
記者：“ 公民社會”是一個很大的范疇，在講課時，你如何規避“宏大敘事”的概念陳述？
朱健剛：“ 公民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用來解釋宏觀社會變遷的概念，它所涵蓋的范圍十分廣泛，比如扶貧救濟、性別多元化、環境保護等。作為老師，我會選擇通過多種具體形式傳達這個概念：課程開設初期，其時國內的NGO還沒有勃興，我就給學生介紹志愿者精神和志愿服務;后來NGO發展起來，我便介紹草根NGO的成長和官辦NGO的轉型;再后來，各種社會企業不斷涌現，我便把社會創新作為主講內容。我的課程是與時俱進的，通過介紹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的事例，可以讓宏觀觀念逐漸呈現出一個具體的圖景。在談論“公民社會”時，有人喜歡研究具體的機構，有人喜歡研究整體的社會，這些都是可以的。
記者：就目前的教學內容來看，許多學校都傾向于探討公益慈善的課題，而對選舉權、言論自由、多元文化等卻著力較輕。這是否會讓人產生“公益社會=公民社會”的誤解？
朱健剛：兩者并不完全一致，公民社會是一個更大的概念，公益慈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國，由于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制約，許多公民社會倡導者把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公益慈善領域，而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該領域已經被拓展出一片較為寬闊的空間，人們可以進行更多的嘗試。在我看來，“公益”與“公民社會”是交叉重疊的兩個概念，當前，公益事業的發展最為突出，所以我們把它作為研究公民社會的重點對象。
記者：你的課堂常常會邀請各界嘉賓來分享他們的經歷，在選擇嘉賓時，你有哪些標準？這種案例教學方式能給學生帶來什么？
朱健剛：我通常都會邀請在公益慈善領域中比較杰出的人士。此前，我請來了一些在全國較有影響力的嘉賓，課程主要以他們演講為主，我作補充，不過有同學反映這種形式會造成課程內容的不連貫。因此這學期主要是以我講課為主，同時請來一批廣州本土的公益人士(廣州近三年的公益事業做得比較好)分享經歷，希望讓學生能有“公民社會就在身邊”的感受。一門課程，老師輸出的更多只是一些二手思想，學生若只接受一個人的觀點，視野就會狹窄。實務工作者的講述能夠讓學生看到正在發生的變化，也可以讓他們在交流和碰撞中學會以多元的視角看待問題。
記者：在博文《憤青、黨青和公益青年》中，你提到，“看學生寫的公民課程的期末報告，說到他去上公民課，同學竟認為那是憤青上的課……”你怎樣評價這些選修你課程的學生？
朱健剛：我不覺得有不滿的青年就是憤青，憤青總有一種過度憤怒的情緒，是很難與之理性對話的，他們的語言和行動也都具有暴力傾向。年輕人對社會不公有不滿情緒，這很正常，因為他們期望個體在社會中能夠被理解和尊重;他們對改變現狀也充滿熱情，然而卻不知道從何著手。作為老師，我首先是讓學生對現存問題有個全面的了解，告誡他們不要帶著情緒看問題;然后是介紹可行的實踐方法，給學生的行動提供參考;學生實踐后，我會和他們一起進行反思，檢討各自的得失。雖然說問題最后未必會有所改變，但至少大家在積極地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在這過程中逐步學會理性、平和地表達自己的意愿。情緒需要引導，而不是引爆。
記者：受公民課的啟發，一些學生走出課堂，先后參與了烏坎選舉、增城新塘事件的調查，或是發起行為藝術活動。作為老師，你是如何看待他們這些行為的？有聲音質疑，你在鼓勵學生進行一些有風險的實踐，對此你怎么看？
朱健剛：我覺得他們都挺了不起的，通過這些實踐他們自身確實獲得了成長。但我也有必要說明，學生課后的行為與我的課程沒有必然聯系，課程只是一個知識傳授的過程，我從不規定或逼迫學生去參與某項活動。至于說學生的實踐存在一定風險，我倒不這樣認為。無論是前往烏坎村調查還是做行為藝術，他們都只是在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做恰當的表達和參與。有人擔心學生會遭到險阻，只能說明大家還活在不安全感很強的狀態中。在我看來，通過我的課程，大家反而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不至于做出過激行為。公民課強調不要用暴力來解決社會的不公正，而是要給社會提供正能量。
記者：我們當下的教育很少提到公民社會，即使提到也算不上是系統的講述。你怎么看待這種現狀？幾年前楊東平教授也在大力提倡公民教育，并編寫相關教材，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你覺得目前我國要普及公民教育還存在哪些障礙？
朱健剛：不能說中國沒有公民教育，只能說目前的教育在教學方式和內容上不能滿足年輕人的需求。愛國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教育者若只會一味灌輸，會造成學生的反感。公民教育有很豐富的內容，它涉及的是個人與他人、社會的關系，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才是我們需要探討的重點。面對新時代的年輕人，老師們不能再用過去那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去教學，而應該嘗試采用通識教育的方法，鼓勵更多的討論、分享和實踐。阻礙公民教育普及的原因有很多，教育政策的變化、地方政府的開放程度、市民的接受能力……楊教授的受挫是個別案例，不能就此推斷公民教育的開展困難重重。實際上，很多人都在做公民教育，在我看來，走民間的方式可能會更好。
記者：公民課開展已有8年了，回首來看，你覺得它帶來了哪些改變？
朱健剛：教育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尤其是公民意識的培養，它對人們的影響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成效去衡量。不能說有多少人上完課后，發起了一些活動，就證明課程是成功的。但聽到某些同學把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用于社會實踐，并取得了不錯的反響，我還是為他們感到高興。公民社會不只是一種社會結構或者要實現某種功能，它應該是一種團結凝聚，也是一群義氣相加的朋友彼此激勵、共同成長的過程。我期待有更多理性、包容的公民出現，他們具有非暴力心態、權責意識和志愿精神。
談公民社會：相信青年和跨界的力量
記者：在《社區的活力至關重要》一文中，你強調了“公民意識和公民美德需要成為社會建設的主流文化”，就你看來，公民意識的培養在廣東(乃至全國)正處于怎樣一種狀況？
朱健剛：據我觀察，這方面正在發展，而且非常迅速，有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開始履行公民的角色，比如說去年抗日游行期間，廣州有高中生自發去清理路上垃圾，西安也有年輕人在路上舉牌呼吁日系車掉頭。他們的行動是極好的示范教育，提醒著人們“理性、平和、不盲從”才是一個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質。所以說，不僅是學校在做公民意識的培養，每個人都能成為言傳身教的“公民講師”。
記者：近三年，廣州本地的青少年公民不斷涌現，媒體更是得出了“少年廣州說”的結論;可另一邊，他們的行動往往略欠成熟，有時候甚至會半路夭折。這種現實下，如何能吸引、鼓勵更多的年輕人持續性地參與公民活動？
朱健剛：我認為，年輕人關注社會議題、投身公民活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大可不必刻意去設計、舉辦相關活動以吸引他們前來。當代青年有主見、有膽識、有創意，只需加以正確的引導，他們就能創造出許多讓人驚嘆的奇跡。無論是“舉牌哥”還是“拇指妹”又或是“投訴合唱團”，他們都用新穎的手段拓寬了個人與政府的對話空間，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問題的解決。當然，類似“大學生參選基層人大代表”的行動多以失敗告終，這也許會給年輕人造成心理打擊，但公民社會的構建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試錯與糾錯的過程，挫折和失敗是公民成長的一部分。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不再一味地抱怨政府，而是自己行動起來，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民眾自身的主動性便成為公民社會發展最持久的動力。我對這幫年輕人充滿信心。
記者：你曾多次提及，“跨界合作”是建設公民社會的發展趨勢。具體來說，這種“跨界”要如何實現？
朱健剛：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說法，是因為感覺跨界合作的時候到了。這種“跨界”
既指政府、企業、媒體等社會組織與NGO的合作，也指公民活動中各種形式的融合創新。前一種跨界大致表現為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與NGO合作，企業從簡單地捐款到直接與NGO共同完成公益行動，媒體積極參與公益傳播等。由鄧飛等媒體人在2011年發起的“免費午餐”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跨界合作例子。后一種跨界則表現為藝術與公民活動的有機結合，像投訴合唱團、“占領男廁”運動等，都是新鮮有趣的嘗試。
只有各界都放下成見去溝通、協作和群策群力，這個社會才能走向包容開放。
記者：不少媒體都把廣州評價為“最具公民社會氣象的城市”，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朱健剛：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依據的。廣州能獲得這樣的評價，首先是它有眾多的志愿者和濃厚的義工文化。這些志愿者不僅是體制內群眾動員型的志愿者，而是更龐大的、以社區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民間志愿者，他們或在春節時給無家可歸者送面包，或在地震時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廣州的義工文化不走高調動員，而更強調民間自發。其次是這里的草根NGO。和北方許多以項目為導向的NGO不同，廣州的NGO是從志愿行動和社區服務中產生的。它們發展得慢，但是實在;體積不大，但是精干靈活且漸成網絡。第三是廣州開放的公眾輿論氛圍，這體現在一大批媒體對公民社會價值觀的堅守和弘揚。當然，少不了的是廣州本地的公民行動，從反垃圾焚化、預算公開、城市工程的反鋪張到恩寧路的文化保育、撐粵語等，這些行動使得社會逐步開放多元，雖然行為偶有激進，也屢受打壓，但還是能推動政府的政策變化。
更加難得是廣州市政府，它對社會的寬松有著文化傳統的積累。廣州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它是真正的大都市，盡管問題層出不窮，但是它卻活力充沛，多元包容，動力十足。在這里，我可以學習怎樣成為一名合格公民。
記者：有人說，盡管很多力量在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但對于公民社會是否會真正到來仍表示懷疑。你是怎么想的？
朱健剛：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也很正常，畢竟國內的公民社會才剛剛起步，除了客觀制約因素外，各類民間組織仍比較弱小，公民意識也只在局部地區興起，還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公民社會的形成不是某項工程，不可能給它定下具體的時間表。在構建的過程中，個人、企業、政府、NGO等各方面力量會不斷對抗、妥協、合作，最終形成一種開放、自由、民主的文化。這是要一步一步鍛煉的過程，我的立場是保持平常心。公民社會不是一個遙遠的要實現的世界，它就在當下，在日常生活中，在舉手投足之間，在每日的行動中，它很平常，但正因為此，它有韌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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