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華：城鎮化低碳至關重要
2013年10月28日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今年的華沙氣候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為了控制會議規模，分配給非政府機構的名額少之又少。發達國家企業參與程度高，而國內企業參與十分有限。因而，作為早在2002年就獲得公約秘書處正式認可并注冊的研究性非政府機構，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特意留給企業幾個名額，但聯系報名的企業有30多家，可見中國企業已經覺醒。”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透露。
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第八次以學術機構名義組團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作為這一團隊的領銜學者，潘家華的身份是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雖不直接參加談判，但為談判代表提供技術支持，同時也要與各國研究人員和談判官員開展交流。
在參與歷次氣候大會期間，他主辦自己的“邊會”、客串歐美“邊會”，利用國際舞臺，高調發聲，釋疑解惑，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的減排行動與績效，系統提出公平而又可持續的“碳預算”方案，客觀分析發達國家作為成熟經濟體在減排方面的不作為和推卸責任，是氣候大會上最活躍的中國身影之一。
2010年2月23日，他走進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體學習上講解“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問題”。近年來，他一直活躍在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為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提供基礎研究。近日，本刊記者就氣候談判相關問題對潘家華進行了專訪。
“大家要一起行動起來減排”
《瞭望》：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談判形勢？
潘家華：中國目前處于一種二元境地，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排放總量上看，中國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國；從能源消費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人均水平也超過世界人均水平50%。從這個層面上來講，中國“被發達”的確難免，畢竟“樹大招風”，整體的總量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了。
然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講，中國在各方面的人均水平仍然較低。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中國排在第101位，屬于中下等的發展水平，談不上任何“發達”。所以這個問題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正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就是“不負責任”，若要承擔過多的責任同樣是“不負責任”。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才是中國應該在氣候變化談判中采取的立場。
其實，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說，中國的減排力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氣候談判中，我們或許應該改善一下我們的表達，應該向世界發出呼吁：無論發達或發展中國家，大家要一起行動起來減排。中國正在努力減排，成效顯著，我們能做好，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做好，發達國家能做得更好。這樣，溝通的效果可能更好。
低碳城鎮化的實現至關重要
《瞭望》：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目前在做哪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研究？
潘家華：目前在做的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研究：一是為氣候談判提供技術支持；二是低碳發展理論與政策實踐的研究；三是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研究。
《瞭望》：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中國社科院和中國氣象局每年在氣候大會召開前聯合發布氣候變化綠皮書，對于推進氣候變化的談判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今年的綠皮書主要講什么問題？
潘家華：今年的綠皮書11月4日出版，主題是“低碳城鎮化”。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低碳城鎮指標和評價體系研究。一年前，我們啟動了低碳城鎮化宏觀戰略研究。今年的綠皮書主題內容是基于這兩個研究的。
今年之所以確定這個主題，是因為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城鎮化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在此過程中加快城鎮化的低碳轉型非常重要，我們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城鎮化走低碳道路會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就業及消費。
通過研究，我們主要有以下五個基本結論：
第一，中國城鎮化必須走低碳道路，如果繼續以高碳、高排放的發展模式搞城鎮化，能源安全、氣候安全將難以保障。
第二，低碳城鎮化有利于就業和經濟增長，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質，因為它會帶來可再生能源等新興產業，其發展是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必須實現低碳消費。中國有至少數以千萬計的富人，數以億計的中產人群，目前有7.1億城市居民，2030年將有10億城市居民，低碳城鎮化的實現至關重要。
第四，要實現低碳城鎮化，除了在可再生能源、消費等這些技術層面要采取措施，還要在城市規劃、資源分配、建筑質量等方面更加科學、合理和法制化。現在一個樓建了沒幾年就炸掉了，一座橋建了不久就垮了，這都是巨大的浪費。
第五，中國城鎮化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也需要大膽創新，引領城鎮化進程，為發展中國家作出示范。
需要戰略基礎性研究支撐
《瞭望》：目前中國企業對低碳問題的關注度有所下降，如何解決？
潘家華：現在并非所有企業都很積極，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企業有明確的利益導向，現在我們缺乏碳排放硬約束，企業沒有足夠的壓力。但是，一些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已經開始在其中尋找商機。這次我們去參會也有企業報名，企業去談判現場主要是了解談判焦點所在，了解各國的立場、經驗和新的做法，那里主要是一個交流展示的平臺、獲取信息的場所。
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嚴峻。事實上，這已經造成了我國在對外貿易時出現的“貿易壁壘”、“碳關稅”及“碳標簽”等一系列問題，而我國部分企業在這些問題上認識不夠深，對國際競爭的方向把握不夠明確，所以，我們的企業還未開展相應的應對措施。這與我們目前的制度關系很大，而制度建立需要戰略基礎性研究支撐。
《瞭望》：中國目前在氣候變化方面應該如何加強戰略基礎性研究？
潘家華：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研究其實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冰川學和氣候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秦大河目前就擔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
我們以后需要著力加強的研究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溫室氣體濃度與溫升之間的直接關聯。這在目前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第二，中國疆域廣大，應對中國不同地區之間氣候變化程度的差異進行分析和研究，以把握中國氣候變化的具體情況。
第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和如何更好地適應加強研究。現在臺風、干旱、城市內澇、海平面上升等很多問題對經濟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我們的應對并不是十分成熟。
第四，中國作為排放大國，還需要多大的排放空間，我們的減排空間有多大，在國際上可以承諾到什么程度，怎樣才能更好地減排溫室氣體。
第五，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國應當研究如何與發達國家進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創新方面的合作，如何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路徑創新方面的合作。
此外，我們的科研人才體制也應改革，這樣才能更有利于科研人員進行富有前瞻性、連續性、戰略性、獨立性的研究。□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溫泉李紹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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