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社會市場化勢不可擋
2013年12月17日 來源：中國慈善家
中國所有變革都是在不完美中行進的，政府也是在推動社會往前走。隨著社會市場化的到來，這個時代將開啟人們新的成就道路
現在做公益也能找到成功的路徑
《中國慈善家》：你曾提過十年內社會組織將蓬勃發展，最近的形勢與這種預測好像有點矛盾？
何道峰：應該說短期內是有矛盾，但是中期不好說。最近幾年，中國的網絡平臺迅速向移動互聯網發展，給我們提出兩個重大的網絡管理問題。第一，電商迅速發展，四五年之內達到了上萬億的銷售額，但電商沒有稅收，國家是否應對網上運營的商業收稅，一來增加稅負公平從而實現競爭公平，二可增加稅源。這樣就讓我們面臨一個網絡經濟的監管問題。
第二是微博快速發展，而且微信發展更加迅速，微信把文字傳輸、圖象傳輸、語音傳輸以及聊天功能等集于一體，這種進步把中國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網上言論自由時代。微公益也是嫁接在這上面的。但是另一方面，網絡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就是在網上可以說話不負責任。
中國當今碰到的這兩大網絡監管問題是中華民族面臨的大難題，我們要去破解它。現在我們找了一個容易破解的方面，從言論上去解決問題。但是，如何讓公眾對言論負責、問題在哪里、怎么管、技術問題怎么解決、管到什么度為好，都需要調查研究，聽取利益相關方意見，并通過程序立法，才能進行有效監管。但是政府常常做事比較粗，領導人一講就開始干，干起來再琢磨怎么應對，臨時出條文。這就未免倉促，也未免不夠嚴肅。公安部發的“不許闖黃燈”規定就是一個深刻教訓，輕立輕廢，必失信于民。你發心可能是好的，但結果是不是能達到效果，卻需要時間來檢驗。當然，對整個公益界的影響，從短期來講，可能是很受挫，但這取決于你怎么想，如果你想做的公益是真正對公共利益的關注、公共空間的構建和社會的建設，其實你大可不必受挫。
《中國慈善家》：你之前提到過三個市場化，第一個是競爭市場化，其次是社會市場化，為什么政治市場化放在最后？
何道峰：除此我們沒有什么路子可走。從戊戌變法開始，我們的先驅都是想從政治上破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政治是一個快變量，民主形式可以很快轉變。但是經濟和社會是一個慢變量。如果這兩個慢變量不變過來，快變量只是徒有其表，里面的經濟、社會內在運行的瓤子很快會把它的政治外殼侵蝕掉，就成了一個完全虛假的外殼。所以，慢變量的積累和沉淀非常重要。時間非常偉大，靠時間累積的東西，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中國現在搞政治民主變革的時機并不成熟，中國應該搞社會變革。
《中國慈善家》：現在新一屆政府有這么多改革，一些特點初步顯露出來，你覺得如果以十年為一個界限的話，社會組織還會有更大的發展嗎？
何道峰：這個問題要從幾方面來看。第一，社會組織發展首先要有資源。人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第一個財富是為自己創造，而創造第一財富就要創造第二財富—稅收，這是國家強制的，再往下創造財富，就是惠及他人。一個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時候，這個惠及他人的財富量是很小的。2008年以前，中國的捐款規模基本上在100億。汶川地震創造了700億，以后這幾年，差不多1000億左右。未來十年，如果我們的經濟按照李克強總理的路子往市場經濟走，中國捐款的規模達到3000億至5000億是可以期待的，只要有足夠多的社會組織來干這個事。所以公益組織的發展，是以可用于惠及他人的財富為基礎的，這是前提條件。
第二是政府。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建設里就有社會和文化建設，說到底就是社會的發展，這等于是把社會組織的發展寫進了國家綱領，雖然沒有立法那么完美，但是中國所有變革都是在不完美中行進的。中國30多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丑的東西不一定不進步，不一定只有美麗的女人才是好老婆。所以政府也是在推動社會往前走。我們在立法、登記注冊上的一些變化，比如取消主管單位，都是在往前進的方向走。
第三，整個國民走到今天，進入了一個信仰危機和精神苦悶期。以前都追求做大官、掙大錢、成大名，但是現在，無論普通人還是很有成就的人，都在思考生命的真諦。這種尋找就導致現在出來這么多事。這個社會之所以不會滅亡，就是因為不斷產生非同尋常的人，找到更接近信仰的東西，讓自己心理平衡和有價值感。
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就能發酵。我們以前只能通過做官找到成功的路徑，那是一個時代；后來發現下海也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徑，這是另一個時代；現在做公益也能找到成功的路徑，又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開啟了人成就的新道路。
沒有現代文明的個體就不會有現代文明的國家
《中國慈善家》：談到信仰危機、精神苦悶，為什么做公益是一個解決方案？
何道峰：因為宗教層面，社會市場中確實需要有這一個宗教市場的土壤，但這扇門開得不大，公益有時候就成了宗教的替代品。公益是關于如何用一種平常的心，不是用道德至高點的心態來行走和修行。平常心并不是塑造完全沒有私心的狀態，而是做利他和利己的事情，在這中間找一個很好的平衡。因此才有這么多人選擇了做公益，這在中國當下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慈善家》：歐美有基督教，臺灣有人間佛教，但是在中國內地，最近這30多年主要是功利主義思潮在主宰。現在人們精神有了苦悶，可能難于找到寄托。除少數人能夠通過自救超脫之外，更多的人怎樣才能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解脫？
何道峰：解決這個問題很復雜，不管怎么折騰，最后還是需要宗教。另一方面，公益是替代品，我們有文化建設，但是非常有限。文化建設也可以部分替代，但非常有限。坦率地說，孔孟之道是不能提供太多解決方法的。
《中國慈善家》：現在杜維明提出新儒家，就是將儒學經過世界其他的思想進行融合之后改良，你怎么看待？
何道峰：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君臣父子，儒家思想從本質上講是農耕文明的倫理哲學。一種與中國農耕社會的治理方式高度默契的哲學系統，它在哲學里屬于哲學的下端，屬于倫理哲學。哲學的上端是討論方法論，哲學的下端是討論是與非。
在儒學產生的那個社會里，只有兩個組織系統，一個是政府，一個是家庭。家庭把財富創造、傳宗接代、消費等所有功能都集于一身，政府管理公共事物。那個時代信息不發達，所以儒家思想的創立是偉大的發明創造。就像在家里當父親，你就知道當皇帝是怎么樣，你要愛民如子，你要是在家里做子女，一定要聽父親的，女人要聽男人的，這個秩序非常清楚。你在家里練會了，那修身齊家就能治國平天下，所以，這個模型讓你學會了社會治理的秩序，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那個時候君權是神授的，民權是君授的。
而現代社會的本質，每一個個人的權利是神平等授予的，個人委托國家和政府行使一部分權力做公共事務。現代文明社會的本質是平行的，不是上下的關系。要把這種社會結構裝進儒學里，根本不可能，就像讓一個大胖子穿緊身衣一樣，所以我不認為儒學能跟現代社會相容。當然，儒學里有很多道德修養方面的訓誡可以吸取。
《中國慈善家》：你說的民權神授，它主要還是發源于歐美的一種價值觀念。
何道峰：只要搞工業文明，就一定是民權神授。因為工業文明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平等，沒有平等就不可能建立市場。如果在市場里打球的人都是有身份的，那你還能公平地打嗎？所以平等是第一個要素，第二要素就是規則。大家尊重每一個人的差異，但要按照通行規則，很嚴正地進行裁判，犯規就要罰下場，這樣，社會一定是平等的權利關系。憲法就是在個人權利和國家政府權利之間，進行非常有效地劃分，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權利不能侵犯個人權利，要保護個人權利。這是憲法最基本的含義。法律最本質的精神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是建立在平等、人權神授的基礎之上。
《中國慈善家》：你提到過一個觀點，從人性開發中尋找力量，那么，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性開發是一個什么樣的圖景？
何道峰：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人在社會里存在，就要拼搏，就要算計，否則都存活不下來。人性里也經常會閃耀一種光芒，就是利他，這一面就是人的神性。人性里不僅是為了生存，關鍵還有比較，比較讓人性變得更加貪婪、更加殘忍和不擇手段。
公益是在開發人神性的一面，人在社會里的舉止、行為、語言，還有談吐、修養，通過公益開發都會提升。你在香港與人相處就會有這種感覺，到美國也會有這種感覺，但在中國就不一樣，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人性的兩面都要開發，同時成長，但更要加大人的神性面的開發與挖掘，以達到現代文明的狀態。沒有現代文明的個體，怎么可能有現代文明的國家。
國家真正的希望來自公益
《中國慈善家》：我們看到，一些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全民都比較積極踴躍，但是在平時，大家的公益意識卻沒有那么強，對此你怎么看？
何道峰：其實這是兩個方面，應該把公益和慈善分開。慈善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公益只屬于工業和后工業文明。所謂慈善，是以慈悲之心行善舉，一旦人的悲憫情緒調動起來，出現大量捐款就很正常。但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希望來自于公共事務，所以慈善解決不了大量的社會問題，要上升到公益。
除了有情懷之外，還要進行管理，用企業家那套方法來推動組織系統的構建。美國的公益成為第三大產業，提供了12%的就業，創造了2萬多億美元的GDP，這個產業把社會公共空間構造得很好。私人只能把自己家里搞好，把公共空間治理好，國家也只能做一些大的事情，中觀上，讓社會進步，就要靠公益。
除此之外，還要產生新一代的人，媒體要有慧眼，發現一些幼芽，培養中國公益下一代的先鋒和領導者，讓他們成長起來。所有老的人都會慢慢變成泥土，變成下一代人成長的肥料，而不是一直在這個舞臺上表演。
當下正是中國從慈善向公益轉變的叉路口，公益的一些苗頭剛剛開始顯現，離公益社會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公益社會是什么概念？當發生任何大事情的時候，它會迅速出現自組織(self organization)。如果沒有公益這個產業的發展，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中國慈善家》：扶貧基金會給公益發展創造了一些什么樣的經驗？
何道峰：首先一條是從傳統體制里走出來，轉變成真正按照公益本有的治理方式來進行管理。在農耕社會之前，政府不叫政府，是一個部落，因為部落沒有明確的成文法治理這一套。農耕文明創造了政府組織系統來管理公共事物，同時創造了家庭這樣一種經濟兼社會組織的形式。家庭組織很重要，家庭出現以前，文明形態是很低的，無論財富的再生產，還是消費和文化，都沒有積累和傳承的載體。但是有了家庭以后，文明形態就有了巨大的提升。
到了工業文明第一階段的時候，出現了公司這種組織形態，也就是有限責任公司，相當于把財富的創造變得更加有彈性，治理上更加有效，而且在風險處理上更有柔韌性、有效率。但在家庭的形式上，如果你負債，那你是無限責任，父債子還是永恒的，你把生意做砸了，你的家庭就陷入滅門之災，這樣很不利于財富的創造。公司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在當時卻是個很了不起的發明，中國就是因為創造不了這種形式，才沒有現代化，要是能創立這種形式，早就現代化了。
從治理形式來講，公司里的董事會、經營、監委會三權分立，真正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精神是來自公司。公司文明形態的創立，不僅僅是把財富創造功能從家庭里剝離出來，變成更加專業創造財富的載體，而且對現代政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啟示。
第四個組織的創造就是公益組織。公益組織是在后工業文明時代出現的，這個形式由企業家推動產生，他們在50歲之前一直都是被功利主義推動著往前走，但是在觸摸到死亡和無限的剎那間，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就找到了下半生的生存方式，通過公益找到了自己悲憫情懷的落地方式，因此將公司管理的方法轉移來管理這種志愿奉獻的公益行動。卡內基如此，斯坦福也是如此。這是用企業管理方法運載公共之心，這種組織形式的創造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結晶。中國的問題出在哪里？你是把政府的組織形式挪過來做公益，本質上就相當于試圖將一個柴油機裝到飛機里去解決飛的問題，可它能飛起來嗎？
中國慈善家/慈訊網記者_吳阿侖 文字整理：馬小潔 畢維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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