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教育沒必要如此慘烈
2013年12月23日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他撰文回應“為什么和人大附中‘死磕’”，試圖從根子上解釋“超級中學”如何破壞了義務制教育對教育公平之維系。他也為另類家長自下而上放棄應試教育的跑道上的惡性競爭、自主推進“在家上學”的微觀實踐鼓掌叫好。
作為一名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楊東平始終將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視作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價值，以及教育領域改革最不容忽視的命題。
當下中國教育在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不管是中小學擇校熱、小學生課業負擔重、高等教育的功利化、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凸顯的均是教育公平原則的缺失，這些問題在楊東平看來，是可以通過制度的改變破解的。
打破唯分數論
第一財經日報： “一考定終身”的高考弊端顯現已久，但是由于公平性等優勢，你稱它為“最不壞的制度”。前些年的教育改革嘗試著拓寬高校自主招生的途徑，但后者在執行過程中價值出現游離，就全國層面上的統一選拔而言，是不是很難找到替代高考的方案？
楊東平：我們從來沒有說不高考，每個國家都有統一考試，包括美國的SAT，也是統一考試。高考肯定不能取消，但是必須改革。改革目前包括兩大部分，一是考試制度的改革，二是招生錄取制度的改革。招生錄取制度是關注的重點，因為考試科目20年來改了很多次了。但老百姓和輿論始終糾纏于考試科目上，比如3加x、科目所占比例等，都是具體的問題，其實考試改革整體方案的重心應在后面。
日報：就錄取制度而言，你也說過，最理想的狀況是還要允許學生一檔多投，這個理想模式近期可能實現嗎？
楊東平：我認為這恰恰是最有價值、最值得探討的錄取制度改革方向，目標是雙向選擇、綜合評價、多次錄取。以后的錄取將綜合考量學生的高中階段學業水平、綜合素質評價和一次性統一高考的成績。對于優秀大學來說，選拔還包括大學的自主測試等。
而雙向選擇將改變過去只能由高校選擇學生，而學生沒有選擇權的情況，把選擇權交給學生，以改善高校行為，促進高校競爭。學校則需要不斷改革服務，提高品質，吸引學生。目前香港高校到內地招生，清華、北大已經不能高枕無憂，高校競爭性的局面將通過學生的選擇逐漸形成，意義重大。
日報：綜合評價很難制定統一的標準，執行起來是否難度很大？
楊東平：現在比較明確的方案是將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即會考）納入高考評價體系中，這也較易操作，可以形成一個強硬的做法。學業水平采取全科開考，一門一清，每人可以考2次。
而課外活動評價現在主要通過中考改革，以借鑒制度，使得綜合素質評價方式可以納入考試評價體系中，探索比較好的做法。綜合素質評價是寫實的，也稱作成長檔案袋，不采取打分制，就是把學生三年來做過哪些事，參加過哪些競賽、公益活動，有什么科技發明成就，發表過什么文章，寫實地記錄在檔。
目前我們仍然是唯分數論，綜合素質評價的價值不大。唯分數論的錄取制度一旦打破，高校選擇性增加的時候，這個課外活動的價值才顯現出來。
日報：這就從根子上解決應試的問題了？
楊東平：必須改變分分計較的唯分數論，它已經到了一個非常荒唐的程度。分數當然有價值，600分跟500分有很大區別，但602分與603分有區別嗎？現在高考的錄取荒唐到了小數點后面的幾位數，根本沒有公平而言。今后，高中學業水平評價采取等級制打分，就是要改變分分計較的方式。
日報：將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納入高考評分中，這個做法現在是否有試點？
楊東平：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很多省做了很多年，只不過沒有與高考掛鉤，只有江蘇省與高考軟掛鉤。目前，這個考試是五花八門的，由區、縣命題的都有，沒有嚴格性和可比性，只是作為畢業合格評價而已。如果今后納入高考，它必須有個定性，由教育部委托省級人民政府舉行國家級教育考試，由省里統一組織命題和考試。
“超級中學”批判
日報：你數次提到教育改革的公平問題，高考表面上解決了一個公平問題，是維系社會階層流動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地區性差異太大，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又過度集中在大城市，何以做到公平，政府又何以作為？
楊東平：城鄉普通教育的差異是基本國情，消除差別是個長遠的目標，沒有短期辦法。我們現在主要解決的是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問題，政府當然可以有所為。比如，政府增設了西部農村招生計劃，招收農村定向生，去年招了1萬，今年招了3萬，農村學生進入211學校的比例就會大幅度提高。
從普及義務教育開始提高質量，這當然是漫長的過程，差距不是幾十年可以改變的，但大規模的教育資源配置必然是政府行為。三中全會有個破題，有人提出一個新概念：義務教育是否應該由國家統籌？它一開始放在縣，后來逐漸加強省級統籌，但偏僻地方的省級財政也難以為繼。如果把民族邊緣地區的義務教育納入國家保障，地區的教育質量將有所改善。但這得算算賬，得花多少錢。有人認為需要幾千個億，而目前國家已經有這個能力。
日報：你批評超級中學的模式，認為它妨礙的正是教育的公平原則。
楊東平：《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階段要一視同仁，以保障公平為主，不允許開設重點學校、重點班。正是一批變相重點學校的出現，讓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差距非常大。某些示范學校，究竟示范了什么、實驗了什么，如果是不擇手段以獲取優秀生源為自己貼金，那么有什么存在意義？
超級中學惡化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它從小學生開始選拔，破壞了義務教育的正常秩序。這很可悲，我們普及了九年義務制教育，教育資源也越發豐富，高考錄取率平均達到了75%，但是小學生的負擔卻越來越重，這是違背常識的。
日報：各種課外輔導班盛行，形成一條巨大的產業鏈，教育的商品化是否也是導致學生不堪重負的罪魁禍首？
楊東平：我對輔導班沒有很大的批評，因為它完全是寄生的，是擇校帶來的需求。如果學校很均衡，家長沒有這個需求，它自然就消失了。北京小升初有一段時間要看鋼琴考級，現在鋼琴考級取消，相關輔導班馬上降溫。現在好學校選拔時看重英文和數學，相關培訓學校自然活躍。
“在家上學”
日報：有一種說法，東亞文化是一種競爭型文化，無形中加重了家長和學生橫向比較的壓力，“學業壓力”這一點在日本、韓國概莫能外。
楊東平：我們以前都覺得“概莫能外”，是時候澄清了。12月8日，OECD組織全球同步發布PISA2012測試結果，測試對象是各國15歲的學生，上海在學業上毫無懸念地蟬聯第一。此外，上海還獲得了另一個世界第一：課業負擔最重。上海學生每周作業時間平均為13.8小時，日本和韓國學生的課外作業時間每周只有3.8小時，是上海的四分之一，澳門和香港地區是6小時，是上海的二分之一。
我們過去說東亞國家有科舉教育傳統，父母望子成龍，現在證明韓國、日本還是不一樣的。韓國治理名門學校，而日本倡導教育平等化、正常化，給孩子一個健康的生活。如果上海學生的課業負擔降到PISA的平均值上下，學業成績達到第三、第四、第五，從而使學生的健康狀況、人格養成有更多的進步，豈不更有價值？
日報：所以，教育的去功利化是可以從制度上完成的。
楊東平：教育是可以改變的，教育不是無解的。中國的發展到了這個階段，義務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普及了，沒有必要搞得如此慘烈。關鍵則是需要政府作為，比如山西晉中、成都、杭州的小升初擇校競爭就被大幅度遏制了。如果國家將名校的招生名額一半以上下放到普通初中，小升初的競爭將會降溫。
日報：面對惡劣的教育競爭，一些中國的家長也開始嘗試讓孩子“在家上學”。你認為“在家上學”僅僅是個案例，還是可以推廣的模式？
楊東平：“在家上學”是一個新生長的教育形式，走在國際教育改革的潮流，是對工業化學校的改變。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有教育能力的家長不再滿意千篇一律的劣質教育方式。美國、中國臺灣地區已經通過立法、修法，使之合法化。以美國為例，中小學階段在家上學的學生比例是3%~4%，每年的增長率是20%。
在美國，一個家庭因為有全職太太、三個小孩，自然構成一個教育環境。中國“在家上學”則走向“十幾個小孩”的微型學校模式。它的教育質量肯定好很多，是真正的小班教學，也沒有起早貪黑，美國“在家上學”的學生是常春藤大學的首選。
這個模式唯一令人擔心的是學生的社會化程度不夠。在美國，學生的社會化過程得到了很多NGO的支持，它們配套了社會性的資源系統，組織郊游、體育比賽等，創造了集體活動的條件，避免學生人格養成的不足。這都是技術問題，可以解決。
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對于不久前PISA測試引發的討論，楊東平認為，如果上海學生的課業負擔降到PISA的平均值上下，而學業成績居于第三、第四、第五，從而使學生的健康狀況、人格養成有更多的進步，則將更有價值。
作者：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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