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越光：期待思想的閃電
2014-01-15 來源：慈傳媒 中國慈善家 作者：畢維尹
終極關懷的迷失造成了今天很多問題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上世紀80年代，你參與編寫的“走向未來”叢書，曾經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當下中國，很多人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中游蕩，沒有方向感，你認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問題到底在哪?
陳越光：這可能要涉及更遙遠的東西。如果我們看文明史，在整個古代社會，像兩河流域的文明、瑪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國周朝以前的文明，它們既有傳說，但也是一種文明形態，已經組成社會。但是我們今天并不能真正理解那時候的文明，因為我們不能了解那時候人們的意義世界。
我們知道，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理論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稱為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一些古文明開始發生突變，出現了所謂“超越突破”。什么是軸心時代的“超越突破”?本雅明·史華茲把這種“超越”解釋為“個人退而遠瞻”，金觀濤教授進一步界定為：個人從社會中退出來，獨自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而這以前的古代社會，文化熔鑄在社會之中，一個古文明總是在社會崩潰時隨之消亡，只留下文明的化石。正是這種“退而遠瞻”，這種以個人而不是社會結構作為文化的載體，這種離開實然思考應然，開啟了人類文明新的視域。這些實現了“超越突破”的文明就開創了“軸心文明”，于是，有了傳承至今的希伯來宗教文明和古希臘文明，有了傳承至今的古印度文明，有了傳承至今的中國文明。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文明形態，都是在那個時期成形的。軸心文明的思想家認為，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看法、對事情對錯的看法，是可以從社會地位、制度規定、國家法令中獨立出來的，文化的載體在個人。比如孔子所說“我欲仁則仁矣”，你求仁得仁不是社會、經濟決定的，也不是靠外在條件，主體是個人。不同的文明形態有著不同的終極關懷,中華民族正因為有了孔子，才形成了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思想傳統。
原來我們信奉的是道德哲學，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才是一個純粹的人，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到了清末，這種以道德衡量一切的思想因為甲午戰敗而被逐出了公共領域，到“五四”時期更是在家庭倫理中也被革了命，被否認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追求—以平等為內核，以革命為手段，在革命中追求永恒。這也是一種終極關懷，很強烈的精神追求。
文革以后，這種烏托邦式的精神追求也幻滅了，追求絕對公平帶來的是互相迫害中的巨大不公正，而且是一種民族生存的危機，最后中國人放棄了這種東西。今天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在反思“五四”以來的精神遺產時，批判和拋棄了原有的，卻還沒有建設新的，我們在終極關懷上是迷失的，精神真正可以生死相依、可以超越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呢?
以前，我們可以說，個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追求道德的境界是無限的，止于至善。五四以后，我們可以說，生命是有限的，但全世界無產者的共產主義事業是無限的，你可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共產主義事業中去，而且可以世世代代傳承。但今天呢，生命還是有限的，無限的是什么?沒有了。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的精神困惑。
現代社會的標志是民主與法治成為社會的基本建構，社會組織的正當性不再由終極關懷推導和論證。但是，不同文明傳承的現代人依然以自己不同的終極關懷為文化和道德的基礎。當一群人，他們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生命的局限，卻沒有無限的東西可以寄托—沒有宗教的慰籍，既不相信天堂的永恒，又不畏懼地獄的恐怖，徹底地無所畏懼—那活著求什么呢?法規又不那么健全，還往往遇到選擇性執法，官場又那么腐敗，他會怎么樣呢?以前中國的傳統是“以吏為師”，官吏就是你的老師，可腐敗分子那么多，還敢以他為老師嗎?當然你不見得有權，買官賣官的腐敗你干不了，就只好弄點假貨賣點假藥，再撬點井蓋唄。這就是孟德斯鳩說的“當品德消失以后，野心便進入那些能夠接受野心的人們的心里，而貪婪則進入一切人們的心里。”這雖然有點危言聳聽，拿它來評價當今中國也有失公允，但中國人現在的確面臨終極關懷的迷失，是很危險的。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我們看到，近幾年國學熱大行其道，你所在的中國文化書院也在致力于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推廣，而且，你曾經是“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的全國組委會主任，并在大陸首推兒童讀經，你認為，國人能夠從中尋找到解決當下問題的真經嗎?
陳越光：差不多3000年來，當人們在精神上遇到重大挑戰，當外在的一切既定秩序的大廈面臨倒塌時，總是回到內心的原點上來拷問：到底什么是對錯?什么是應該不應該?而這個內心的原點，東西方不同文化都是在軸心文明時期確立的。
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是南懷謹先生點的題，中國青基會組織實施的文化工程，南老是工程指導委員會的名譽主任，季羨林、張岱年、王元化、湯一介、楊振寧等幾位大師級人物擔任顧問。當時有約800萬少年兒童參與了經典誦讀工程，活動的立意在于激活傳統、繼往開來。
要說今天的問題到傳統中找答案，我想，尋找總是好的，但不等于說現成的答案就在那里。對于今天的挑戰，可以說，當代中國人手中沒有答案，古代中國人也沒給我們準備好答案。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重溫孔孟，重溫中華民族歷代圣賢的思想?因為我們需要獲得民族精神源泉的浸潤，來恢復我們的創造力，并不是說那里已經有今天問題的答案了。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三重的：首先，我們面臨與建設現代國家、實現現代治理相匹配的文化重建任務;同時，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也看到甚至感受到，西方300年來的現代化運動確立的個人權利、工具理性、民族國家三大觀念系統，引發出個人無限膨脹的沖擊波，以及不同文明的沖突，以致現代社會出現是否可持續性的挑戰;最后，我們不得不面對終極關懷的迷失帶來的問題。
我覺得西方精神世界也面臨很多苦惱：國家利益和人類精神追求的沖突，個人權利至上，一部分人的心里上帝死了，一部分人的終極關懷變成個人和上帝的私人契約，公共性越來越弱……換句話說，我們無論站在中國還是世界的角度，今天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挑戰性、最需要創造性的時候，也是在一個空前迷茫的時候。
我們和歷代圣賢為伍，和千古經典同行，既是要學習他們的自信和智慧，也要學會他們的謙卑。通過傳統這面鏡子，來看看我們身上有什么東西，包括曾經拒絕和批判過的東西—這些曾經是我們精神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精神的原點上重新創造，并不是可以在孔子的書里面、在歷代圣賢的書里面找出今天的藍圖。當年的北宋五子、朱熹、陸王等成就了中國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思想家們，之所以成為在傳統中站起來的巨人，就是因為他們不僅僅回到了孔孟，而且消化了佛家、融合了佛家。今天的我們，能在回歸傳統拒絕現代、謹守中學排斥西學的思路中實現大復興嗎?
年輕人對現實的問號
是一個民族思想解放的起點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是文化學者，但長期以來，你也一直在關注中國的教育問題，你認為當今教育問題的癥結在哪?
陳越光：一切關注文化的人都會關注教育，教育是文化傳承的最主要的手段，某種意義上說，關切文化的未來，就一定會關注今天的教育。目前，我們對教育的關注是空前的，教育的投入也是空前的，尤其在老百姓心目中，對教育的重視也是空前的，但是教育自身問題多多。
最主要有三大問題，一個是價值缺失。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說不清楚。教育除了教知識還要傳道，老師就是傳道解惑，問題是，老師自己的道在哪里?
第二個問題是公平缺失。相對來說，高考制度分數之前人人平等，是維護公平的，但是在這個公平前面已經包含了太多不公平。城市和農村，特殊城市和一般城市，普通學校和重點學校，教育資源不均衡。尤其是在公立學校為主的狀況下，還出現了這么多教育不均衡，那就說明存在制度性問題。既然全是公立學校，就不能是這樣啊。
第三個就是方法的缺失。我們現在的教育，幾乎是用軍隊的訓練方式，來闖高考的獨木橋，有的學校甚至完全是魔鬼訓練營的應試集中營方式。因為價值缺失，我們不是在培養君子，不是在培養真正有道德、真正全面發展的人，而只是在培養能考上好大學、能通過高考分數的高門檻的人。
你到學校里去，許多教室都貼著培根的像和他的一句話“知識就是力量”，我想，這個力量是沒有方向的。力量是要人去用的，因此培根還有一句不那么廣為人知的話，“知識在書本之中，而使用知識的智慧卻在書本之外。”我們的教育把學生禁錮在書本之中，所以，這些知識往往對付考試有用，是否對生活真正有用就很難說了。
我認為，教育既要均衡化，又要多元化，均衡化是底線，多元化是途徑。多元化是要逐漸實施的，教育面對的是人，人是多元的。在這中間，第一是開放，現有的教育體系是封閉的，教委一家辦學，學校和社會之間是封閉的。而且，學科之間是封閉的，教育方法又是封閉的。我們是迫使不同的人去適應它，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為不同的人著想。教育領域最需要以開放促改革了。
中國的教育應該多種形式、多種途徑，這需要逐漸解決，最核心的就是要解決價值缺失問題。隨著社會的文化重建，社會在價值上也會逐漸實現多元。社會需要不同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得奔著最高學歷，不是高學歷，同樣可以有成就，可以得到社會尊重，也能夠有體面的生活。
我們要在人類進步的方向上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真正在人類進步的方向上，展示它的魅力，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大國崛起、一個民族沙文主義的復興。我們應該重建道德、重建終極關懷、重建教育的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下，以政府公辦學校完全體現教育資源的均衡和公平，同時有豐富多彩的民辦學校，體現教育適合不同人群的多樣性。某種意義上來說，精英教育應該是民辦的，不該是公辦的。因為精英教育一定要集中更多的資源，不能用納稅人的錢，為少部分精英服務，這樣就會出現不公平。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價值文化的重建，是靠政府來推動還是社會自發完成?是否能靠教育來完成?
陳越光：對社會的引領最重要的是思想引領。從社會運動理論來看，權力、資金、思想這三種力量中，影響力的一時強度的排序，與持續度、深刻度相反。
中國的價值重建跟教育當然有關系，但是要靠教育來完成，不可能。因為是先有價值形成，教育在制度化以后總是滯后的，最前沿的東西也不可能在大學里教。
但是為什么文化重建中教育又很重要?因為教育集中了年輕人。我們看大學，一個是華麗的校園，一個是朝氣蓬勃的青年人，但這都不是大學內在的東西，大學內在的東西就是追求真理，就是好奇，就是對人類想象力的完美演繹。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個民族，它對當今思想的困惑和懷疑，都是其思想建設的重要元素，而這些困惑和懷疑，最敏感的人群就在年輕人中。所以這個意義上說，思想運動總是關注于青年。
耶魯大學校長曾在招生電視廣告上很自豪地說：我們不能給青年人承諾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是我們可以給未來承諾，為他們準備好一批可以創造美好未來的年輕人。創造美好未來的年輕人，他們對現實的問號就是一個民族思想解放的起點，所以，思想運動總是和青年連在一起。30年前,《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獻辭中有這樣一段話—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今天，照亮我們民族的思想閃電，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和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的結合，以及由此開始的創新。在21世紀，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我們就不需要這種“閃電為我掌好燈”的期待與豪情嗎?!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記者_畢維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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