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三中全會后的機遇與挑戰
2014-01-15 來源：慈傳媒 中國慈善家 作者：畢維尹整理
從根本上來講，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一些大的觀點都有改革的制高立足點。
首先，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意味著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件事情中國已經等待了20年，并因此而付出了粗放式發展高能耗重污染的沉重代價。
市場經濟有三大基本原則，第一大原則就是主體平等。因為只有主體平等，才可能形成平等競爭，市場才可能起調節參與競爭的人和消費者行為的作用。如果主體不平等，各種不同身份等級的公司，在市場經濟里就不可能有靠本領的公平競爭，而只能靠背景、靠山和關系勝出，從而犧牲掉效率。只有公平競爭才能打掉靠山、特權和關系，提升效率。第二個原則是，制定細致的公行準則以資遵行。任何粗糙的遺漏的法規規則都會導致企業家鉆空子和公共效率損失。第三個原則是裁判公正，即按公行準則公正裁決以處罰違規者，從而維護市場競爭的有序性。以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三大基本原則，任何一個原則缺失都不能叫市場經濟。
在這三個原則中，第一個原則主體平等是前提。但是過去民營主體跟國營主體在很多行業都不平等：進入不平等，蕕取資源權力不平等，蕕得生產要素的計價不平等，政府財政補貼支持不平等……不一而足。說到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說法跟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完全沖突的悖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就不可能有效率，就不可能徹底消除腐敗，就不可能有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就好像既要地心引力又要肉體飛升，那是不可能的。
三中全會決定今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是最本質的東西。如果市場仍然不起決定性作用，那么資源計價就會面臨問題。譬如，大多數國營企業因壟斷無價或低價獲得資源，從而使其財務報表里顯示的利潤不具有真實性，因為財務報表中大部分利潤是通過壟斷得到沒有計價或低價的要素成本轉化而成的，但整個社會或國家支付了這些成本代價。如果把這些無價或低價的成本扣除，國企就會出現全面虧損。而錯誤的計價必定產生嚴重的論誤導和貪腐，因此必須改革。
其次，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民營經濟的財產同樣應受到法律保護。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它表明市場經濟的兩個主體至少在往平等方向靠近。
第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是啟動中國下一輪發展的內在牽引力。只有讓農民增加財產權收入，才可能讓中國的農民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內需，這些內需才是刺激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強大發動機。
第四，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建立現代治理型的政府。一個現代治理型的政府就是經營政權而不經營產權。全世界有這么多政府，但是能夠把政權經營好的政府已是為數不多。要把政權和產權同時都經營好的政府一個也沒有，也不可能有。政府在經營產權的過程中，一定會產生大量的腐敗問題。現代政府的治理問題只能集中經營政權，而且必須優化政府的結構與功能，要把政府那些沒有政權經營功能的多余組織機體堅定徹底地割掉，才可能培育出具有現代治理能力的政府。
第五，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到了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包括事業單位去行政化，讓社會有公平和正義。最重要的是，要讓政府從大學、醫院、行業協會和公益組織的直接人事任命和包辦中擺脫出來，去行政化。將大學校長、醫院院長、行業協會主席、公益慈善組織理事長的選拔權任免權還給社會，重建個人信用系統和人間公義自組織機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這些大的觀點，從根子上說是很好的、很核心的改革觀點。但是，怎么把這些觀念具象化、法規化，使之落地生根，讓它能夠推動現實生活領域人們的思維方式與行動方式的改變，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所有的規則和規定都必須細致到能夠成為法規，以指導和調節人的行動，只有這樣，改革才有意義，才會收到效果。如果僅停留在倡導層面，企圖通過號召而起作用，這樣的改革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如果這些大的改革理念都能變成具體的條款、更加具象化，那么就會有很大的工作量，而且很復雜，涉及到各利益相關方，需要研究并全面調查，研究透了爭吵透了才行，但是時間窗口又不多，對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言，挑戰前所未有。
當然，我也期望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公益慈善的社會改革能夠真正起到推進作用。
社會改革其實就是建立主體平等的社會市場，在這場改革中，我認為，首先政府必須退出募捐市場，政府不可以接受募捐。因為如果政府接受募捐，就等于裁判也下場打球，豈不亂套。其次是官辦的公益慈善組織跟國營企業一樣，必須去行政化、去壟斷權，將領導選撥任免權還給社會，才有可能成為場上真正平等的運動員，參加社會領域的平等競爭。其三是登記注冊，非營利組織要與行政化的部門脫鉤，不要背書單位，不要后臺和靠山，靠自已的本領在社會市場的海洋中練就翻飛的翅膀。第四是經各利益相關方征詢意見后出臺慈善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后是成立社會法庭，或者叫公益法庭，裁決公益訴訟，違法必究。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之上，大家公平競爭，有序競爭，理性發展公益，擴展公共空間構建，發育公共利益建構的自組織體制，推動現代化文明水平的升級，圓我現代化的中國夢。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記者 畢維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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