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社會合作的制度基礎
2014-01-22 來源：網易財經
《博弈與社會》這本書的主題是人類如何更好地合作，這當然也是我寫完這本書之后的一個最大的感受。其實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也在反思經濟學，經濟學研究什么？我們過去講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市場均衡，我覺得這些定義可能都有一定的誤導性。經濟學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間如何合作！
我們知道人類的所有進步都來自合作。兩千多年前，荀子就寫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為何牛馬反倒為人所用？因為人能互助合作。動物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的生活方式沒有變化，除了人類對它們進行的馴化。今天的老虎和1萬年前的老虎生活方式是一樣的，但我們人不一樣，今天的人和1萬年前的人不一樣。1萬年前人過的是采集、狩獵的生活，而今天我們已進入信息時代。應該可以說人類的合作的范圍越寬、越廣，人類的進步就越快，像我們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是在全球范圍進行合作。今天用的幾乎任何一個東西，它的生產過程一定是全人類合作的結果，不是一個地區生產的，更不可能是單個人生產的。比如說，我現在拿的這支激光筆可能是中國制造的，但是它的技術可能來自美國，生產這個筆本身有好多個生產階段，每個階段都需要計算機的控制，而計算機的芯片是美國設計的，臺灣生產的，其他零部件可能來自日本或韓國，所以它的價值鏈分布在全球。這就是我們人類之所以在過去的200年取得這么大進步的原因。被稱為“智人”的現代人類10萬前走出非洲，1萬3千年前已分布于地球上適合人類居住的所有地方。1萬年前的冰蓋融化把人類分割在不同的板塊，包括歐亞非地區、美洲大陸、澳大利亞及巴布亞新幾內亞區域，500多年前開始了一個全球的整合，這是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的，之后世界慢慢就變成一個地球村。
人類的合作遇到兩大困難。第一個困難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囚徒困境”，或社會心理學家講的“合作困境”，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來帶來的問題。人類合作的另一個困難來自人類的無知。我們經常想辦好事，比如幫助別人，但是結果可能并不好。為什么？因為我們的知識非常有限。好比父母非常愛兒女，但是好多兒女的悲劇恰恰是父母導致的，生活中這樣的故事很多。這實際上是人類無知的表現。計劃經濟也是這樣，我們以為有一個中央的集權機構，可以知道每個人的需要和社會的資源稟賦，搞一個統一的生產和分配計劃（所謂頂層設計），就能避免所謂的市場經濟弊端。現在看來這個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幾十年前，我們就是那么幼稚。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恰恰相反，當時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經濟學家都相信計劃經濟。上個世紀30年代，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蘭格宣稱他證明計劃經濟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論受到很多人的認同，甚至連薩繆爾森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也不敢懷疑計劃經濟在理論上的可行性。
無知和“囚徒困境”給我們人類的合作帶來很多困難，甚至災難。人類創造的很多制度安排，就是為了減少人類的無知，就是為了解決人類合作中面臨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社會合作的困難
我用一個簡單的博弈給大家講一下“囚徒困境”問題。設想社會由兩個人組成，甲和乙，每個人都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尊重別人的權利、尊重別人的產權；另一個選擇是不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偷竊。這樣，社會就有四種可能的結果：如果兩個人相互尊重產權，每個人得到2的報酬；如果兩個人都不尊重產權，互相偷來偷去，每個人都沒有報酬；如果甲尊重產權，乙不尊重產權，從事偷竊，這時候甲就吃虧了，得到-1的報酬，乙得到3的報酬；或者，如果甲偷竊，乙尊重產權，甲得到3，乙得到-1。容易看出，對個體來說，最好結果是別人尊重產權自己偷竊，其次是兩個人都相互尊重產權，再其次是兩人都偷竊，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別人的產權，別人不尊重你的產權。因此，對每個個人來說，無論別人尊重不尊重產權，自己最好不尊重產權，結果是兩個人都不尊重產權，都得到0；而如果他們兩個人都尊重產權的話，每人可以得到2。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或者叫做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個體理性意味著選擇偷竊，集體理性意味著選擇尊重產權。
集體理性和個體理性的沖突，也可以理解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個人都有積極性許諾尊重產權，如果對方也做出同樣的許諾的話；但是，到了事后，每個人都可能沒有積極性履行諾言，即使對方選擇尊重產權。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這樣一個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說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的矛盾？我們知道個體理性產生了“善”的觀念，集體理性產生了公平、正義的概念。如果別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話，我們怎么可以通過偷竊別人使自己得到好處呢？你必須通過尊重產權夠得到自己的好處。由此產生對制度的需求。如果一個制度能保證對每個人來說，事前的理性選擇也是事后理性的選擇，我們就解決了囚徒困境問題。用博弈論的術語來說，制度是人們達成的一種“承諾”(commitment)。
社會合作的游戲規則
人類從生活的實際中認識到他們面臨的合作困境，因此創造了解決這一困境的制度和方法。這些制度和方法可以被劃分為好多類，我在這里討論幾種最重要的。
第一是私有財產制度。這是人類創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衛·休謨認為它是三大自然法則的第一法則。有了私有產權制度，產權得到有效保護，這個博弈就發生了變化。產權是一個自然權利，高于國家、高于政府，產權制度其實先于國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我現在給大家舉兩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這是真實的例子，我在書上也寫過。在英國約克郡海邊有一個漁村，漲潮的時候有很多木頭從其他地方飄到這里，退潮以后木頭就成了無主財產，當地的漁民怎么分配這些木頭呢？這就是產權的界定問題。當地居民世世代代遵守的是這樣的規則：誰最早跑到沙灘，給無主的木頭做上標記，這個木頭就歸誰所有，后來的人就不能隨便拿走了。這不是一個由國家施加的法律規則，但是所有村民都遵守這個規則。在我的老家陜北吳堡縣黃河邊上的村莊，過去每年黃河發大水的時候，會有很多從上游漂流下來的煤塊，當地人稱為“河碳”，洪水過后這些河碳就擱淺在河灘上，村民們爭先恐后地去“撈河碳”，這是他們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他們遵守的規則與約克郡漁民完全一樣：誰先去在無主的河碳上放上一件自己的東西，如草帽、衣服、扁擔、麻袋之類的物品，河碳就歸誰所有，其他人就不再爭奪。為了占有河碳，最后有的人把內褲都脫掉了，也不覺得害羞。這兩個地方相隔萬里，一個在英格蘭的海岸，一個在中國西北的黃河邊，兩個村子之間肯定不曾有個交流，但他們的游戲規則完全一樣。
有沒有普世價值？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普世價值，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價值。我們現在談國家領土的主權，但并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世界政府，就因為人類有普世價值。國家之間領土權其實與個人之間的財產權遵守的是同樣的規則。我們中國人說釣魚島是我們的，為什么是我們的？因為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的。這就是“先占規則”，即誰先占有就是誰的，這是普世價值。如果我們不承認普世價值，國際上的領土爭端也就沒法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就沒有可能。我再強調一下，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解決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沒有這個制度，人類就會陷入霍布斯講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接下來說說法律。我在書里對法律有大量討論，法律本身就是為了協調預期、促進合作而制定的。一個交易對雙方都有好處，但萬一事后有一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不付賬或者生產假冒偽劣怎么辦？簽合同就是雙方為合作作出的承諾。我們讓公司上市，讓股權分散，這是對所有人都好的選擇，因為這樣可以使得資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合作創造的財富。這樣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產權，但是如果事后有人貪污腐化、多吃多占，怎么辦？我們有個公司治理結構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有助于解決當事人之間的囚徒困境。假如你管一個企業以后貪污了或者沒有盡心盡力為股東的利益服務，股東可以起訴你，你怕這個起訴就要好好工作。所以說法律本身是解決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促進人與人合作的另一個制度是社會規范。法律由一個集中的權威機構制定，并且靠國家的武力強制執行，好比法院判定了你有罪但你不服，法院可以強制執行。與此不同，社會規范沒有集中的制定機構和執行機構，它從無數人參與的無數個重復博弈演化而來，我們每個人都是它的執行者。好比一個人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這就違反社會規范，這種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制止。當然這里面也存在一個問題：如果你制止一個人隨地吐痰，這個人反過來揍你怎么辦？由于有這種擔心，很多人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社會規范沒有國家權力作后盾，只有變成大家普遍認可的規則，每個人都覺得應該遵守它，而不遵守會受到其他人的譴責的時候，它才能得到執行。我在書中分析了什么條件可以保證社會規范作為“納什均衡”出現，這些條件要求對大部分人而言，給定別人遵守，不僅自己遵守是最好的選擇，而且譴責和懲罰不遵守的人也是最優的。如果大部分人預期別人會遵守，任何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都會受到大部分人的譴責，少數人的違規并不能破壞社會規范的約束力。
法律和社會規范并沒有很明確的界限，我們國家在傳統上講的是“禮”，它是克服中國人的合作困境的主要制度。禮是什么？禮是法律和社會規范的混合，禮有很多來自民間，大量也是由民間執行的，但禮的一部分是通過政府執行性的，如不孝之子會受到官府的鞭打。我在書的最后一章專門討論了儒家社會規范。
倫理道德也是促進社會合作的重要制度。在有些情況下，道德倫理只是法律和社會規范的內在化，是從小受教育的結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少騙人的機會，我們不騙人可能是害怕法律的懲罰，也可能是擔心輿論的譴責，但無論如何，總有些情況是因為騙人會使我們良心不安，這就是道德的作用。按道德倫理行事不是不理性，道德本身是理性的產物，一個沒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如我前面講的，理性本身是善的源泉，一個人只有有了善的概念才能考慮相互之間的公平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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