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玉生：探索公益慈善新思路
2014-02-25 來源：慈傳媒/中國慈善家 作者：李睿奇
站在公益慈善和社會發展的
高度上進行改革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的基金會算作一個行業，是從198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基金會管理辦法》開始的，至今已有25年的發展歷史，但迅速成長也就是近幾年時間。與20年前相比，近年來中國公益慈善領域發生的最大改變是什么?
商玉生：整個公益慈善環境變得更好了。民間非營利機構不斷發展壯大，公民的公益慈善意識被喚醒，公益慈善的相關法律法規也在逐漸規范之中。
回顧中國基金會行業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摸索過程，這個過程可謂是跌宕起伏。
1988年，《基金會管理辦法》出臺，對基金會的性質、建立條件、籌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項作出規定。盡管《辦法》只有十幾條，才幾百字，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和限制基金會的發展。
此后直到1999年，我國對基金會的登記管理主要實行業務主管單位、人民銀行和民政部門三方負責的管理體制，即業務主管單位同意、人民銀行審查批準和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實際上是把基金會視為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辦法》公布后，雖然基金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由于國家對基金會的審批和管理非常嚴格，所以它的發展還是受到了種種限制。
1996年，民政部對全國社團清理整頓之后，基金會的發展基本停滯不前，甚至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間，國內沒有出現一家新設立的基金會，整個基金會行業進入了低谷時期。
2000年開始，《基金會管理辦法》開始修訂，經過大量的研究、論證，并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歷時三年多，完成了《基金會管理條例》。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頒布實施，它正式結束了三重管理體制，轉變為二重管理體制，并首次提出鼓勵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2004年以后，越來越多的非公募基金會投入到公益事業中，整個中國基金會行業步入了蓬勃的發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法律制度在不斷完善，但是中國公益慈善事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起著最關鍵的作用。政府是管理機構，一旦政府官員的思想不解放，不能從為部門的利益、為個人的利益出發轉變成為公眾服務的話，中國公益慈善的發展就會受到極大的控制和限制。
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關注公益慈善行業的法制建設問題。我希望我們的政府部門、管理機構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上，從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角度上制定法律法規，而不要站在一個部門的角度來看問題，比如稅務部門只考慮部門的利益去考慮如何進行稅收。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公布，讓整個社會看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決心，尤其是對于公益慈善領域而言，普遍認為將啟動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社會變革。你對此怎么看?
商玉生：對社會改革而言，現在是很好的機會。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走過了35年的歷程。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們進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確立了市場機制在整個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市場經濟逐漸走向正軌，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好。
那么今天，再談社會改革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應該包括社會改革，但當時我們把經濟改革放在第一位，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在這30多年的發展中，社會改革的力度還遠遠不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上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如道德問題、教育問題等。所以說，當初忽略了社會的改革發展，就等于忽略了國家發展中最關鍵的因素。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一系列問題，都與社會問題息息相關。
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的《決定》，談到公益慈善行業時提出：“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支持慈善事業發揮扶貧濟困積極作用。”看似只有一句話講公益慈善事業，但是在《決定》里的每一個段落之中，都有關于公益慈善發展的機會，以及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發展要求。
記得十幾年前，在做“構建世界非營利機構培訓”時，我提出一個問題，“面對新的形式，你準備好了嗎”，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這個問題。
對于公益慈善而言，現在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我們正處于一個飛速變化和開放的時代，在新的時代下，我們可以進行一些項目的創新，突破一些舊的觀念，但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我們又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如今的社會對公益慈善事業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我們的能力還比較薄弱。我們能夠從思想理論上、思想道德上跟上時代的發展變化嗎?我們有公益慈善發展方面的理論家嗎?什么才是中國特色的非營利機構的發展?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都需要回答。這就需要我們加強自身的修煉和學習，投入到社會問題當中去，找到公益慈善發展的新思路。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對未來十年中國社會變革圖景有何展望?
商玉生：我們不要在《決定》發表以后，就馬上對未來的發展下結論。我們應該以一個時間段進行觀察。比如說現在的公益慈善環境跟十年前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對未來的社會發展以及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抱有很大的期待。在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方面，我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慈善模式，我們自己的優秀的公益慈善組織能夠脫穎而出，走向世界。
打破公益圈子，與大眾實現良好互動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一直以來，你都提倡公益慈善行業的自律，但目前國內仍有許多官方背景的基金會不愿透明化，而在稅收制度的制約下，一些草根NGO也不愿意透明。在此情況下，推動公益慈善的透明與公信力的關鍵是什么?
商玉生：我們建立基金會中心網，推出了中基透明指數FTI，就是旨在推動和解決基金會行業的透明化問題，它將基金會行業的“生殺大權”交還給了公眾。所以推動公益慈善的透明與公信力的關鍵是，有一個能夠讓基金會敢于主動披露年報信息、審計信息等運作信息，并接收公眾檢查的公益慈善環境或者監督平臺。
政府有權利檢查基金會的運作信息，我們沒有這個權利，但我們可以通過對行業透明度的倡導和引導，讓更多的基金會意識到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性。通過中基透明指數FTI，以排行榜單的形式，掀起基金會行業內部關于透明度和公信力的競爭，從而逐步解決這類問題。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為什么一個毫無公益背景只有新聞從業經歷的鄧飛，短短兩三年就能夠積累巨大影響，而紅會這樣的組織還在深受郭美美事件困擾，無力重新贏回公眾信任?
商玉生：這就是體制問題，公眾對體制下的官辦機構已經失去了信任。
紅十字會系統不歸民政系統管，它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我們叫作“官辦機構”。對于這個系統的監管，肯定會存在一定的問題。當然這其中也存在事情被夸大、被誤解的現象，但是在公眾頭腦中，已經形成了對官辦公益機構的認識，他們不再相信體制。所以首先得從機制上加以改進，逐漸取得公眾的諒解。
說到這里，我想到一句話，“為什么公益機構更顯得具有危機感和責任感呢，因為人們不會記住一個郭美美，而會記住你這個公益機構。”事實上，公益機構出現丑聞事件，絕不僅僅是一個機構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業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從整個行業的角度，來倡導正確的理念和價值觀。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公眾對公益慈善的理解方式及態度，存在一些令專業人士擔憂的問題，比如將公益與道德過度捆綁，一方面固然是一些公益組織未能有效地通過透明化贏得公眾信任，另一方面，公眾理念及心態的確也有問題。那么公眾心理問題的根源是什么?有無解決之道?
商玉生：公益慈善事業剛剛起步的時候，人們談到公益慈善機構，都懷著一種敬意和期望，而現在，人們變得不再信任公益慈善機構。從這點上來說，公益人應該對自己有高要求，加強自律和誠信。要想得到全社會的關注和關懷，公益慈善機構一定要把自己的內功練好。在這個行業里，我們需要形成一種正確的力量。
在社會輿論方面，人人都可以監督公益慈善機構，但是抓住一點問題就打擊它們，這不利于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會失靈，企業會失靈，非營利組織也會失靈，大家都在逐漸地摸索中，難免會犯錯。所以對于出現問題的公益慈善機構，社會要給它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讓它去解決問題。
近年來，一些人對明星從事公益活動給予很多非難。事實上，我們應該理性看待明星涉足公益慈善的現象，要理性辨別他們做公益的性質。很多明星可能想做公益，但是又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能力。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做好公益項目，當他們的公益項目出現問題時，我們要以一種善意的態度進行批評建議，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善意人士，投入到公益慈善事業中來。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雖然公益界人士都在呼吁要走出圈子，與大眾實現良好互動，讓大眾更加理解公益慈善，但從去年年末公益界各個論壇活動來看，還是圈子內交流的痕跡明顯。你怎么看這個現象，如何打破這個現象?
商玉生：這說明我們需要考慮如何造就公益圈子，讓公益人不僅僅是在圈子內交流，而且讓整個公益事業形成一種力量。
怎樣把這種正確的力量給凝聚起來?我認為媒體的力量很重要，媒體應該與公益人形成溝通和合作，將正確的公益慈善理念和公益慈善項目傳播給社會大眾。
此外，如果我們把公益慈善工作做到社區，做到大眾身邊，讓大眾親身參與公益慈善項目，和大眾實現良好的互動，也有助于大眾理解公益慈善。
公益慈善模式的創新與發展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企業家在公益慈善發展與創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有人說，現代公益慈善需要的專業能力，宗教和企業最能提供，你看法如何?
商玉生：在我看來，公益機構的管理和企業的管理兩者之間是相通的。一方面，公益機構的很多理念是從企業管理理念中學來的，另一方面，企業家也在吸收公益慈善機構的管理理念，比如自律、誠信。
實際上，企業也好，非營利機構也好，最關鍵的一點，它們都是社會的成員，都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每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有自身的管理方法和經驗，如果去掉那些不合法不正確的管理方法，那么公益慈善機構也可以從企業家那里吸收成功的管理方法，所以，企業家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有著先天的優勢。
另外，國內的企業家們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時，需要一個獨立的圈子。因為企業家在做公益慈善項目時，往往會遇到共性的問題，大家在一個獨立的圈子里更容易討論。所以我提倡成立企業家公益俱樂部、企業家基金會聯盟，通過這樣的方式，凝聚更大的力量，使企業家們達成共識，共同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公益慈善的現代化及進一步深化，從歐美、中國臺灣可以吸收什么經驗?從自身文化傳統中又能汲取怎樣的能量?
商玉生：我國的慈善事業才剛剛起步，與歐美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慈善事業發達的地方，如歐美以及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公益慈善有著多年的發展經驗，有相對透明和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夠對善款進行嚴格監督，保證每一筆善款都被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們需要學習它們成熟的管理機制、公益慈善的先進模式和理念，同時在公益慈善領域里，發揮出我們中國公益慈善機構自身的特色和思想。
當我們深入挖掘中國的傳統文化時，會發現，它也有著慈善的一面，我們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挖掘慈善的理念，汲取養分，在中國自身文化的基礎之上，總結自己的想法，從事慈善工作。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公益組織會在未來十年成長為社會、社區治理及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嗎?
商玉生：在我看來，它們現在已經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了。
公益機構和民間機構的最大特點是創新性，一旦它的這種創新性發揮出來，或者被政府所認識到，它可以成為社會機構或者政府項目的一種模式或標準，推動社會的改革。現在政府的很多項目都是由民間機構發展而來的，未來還會有更多做得更好的機構出現，發揮他們對社會的推動作用。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未來中國的公益慈善需要有怎樣的升級、創新和發展?
商玉生：首先是關于整個慈善系統的能力建設，在誠信建設、公信力建設以及透明度問題上，還需不斷加強，這是公益慈善事業向前發展的基礎。
其次，公益慈善的法律環境還需進一步改善。公益慈善的法律問題向前邁進一小步，就能夠推動整個公益慈善行業向前發展一大步。所以我們還要向政府和有關部門宣傳和倡導公益慈善理念。與此同時，公益機構既要保持跟政府的良好關系，又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我們國家有很多從事社會學、非營利機構研究的學者，在公益模式的創新上，我們需要動員這些學者進行研究和探索，甚至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召開全國性的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工作會議。公益機構也要和學者們進行合作、探討，在思想理論、思想道德以及實踐等方面，跟上時代的發展變化。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