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時針撥到二千多年前，回到那個文明覺醒的“軸心時代”。那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也是不同文明類型破繭而出的時期。蘇格拉底用思辨哲學開辟了西方文明，釋迦牟尼在冥想中啟發了印度文明，而中國的孔子，則在世界的東方寫下中華文明的遺傳密碼，在人類文明圖譜中點亮了熠熠生輝的中國星。
這顆中國星，跨越大江大河、穿越歷史時空，愈加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和智慧。在人類歷史上，惟有中華文明未曾出現斷層而保持了連續性，今天的中國人仍能從容閱讀孔子留下的文字；惟有中華文明未曾出現過大規模的宗教戰爭，直到今天這個東方民族仍將“尚和合”寫在自己的大旗上。“中華文明，不僅對中國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代表著一個古老文明深刻的自我認知。
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集會，呼吁全世界：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當地區沖突不斷上演，戰爭和暴力屢屢擊碎人們的和平夢想，如果政治精英能想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饑餓和貧困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欠發達國家的婦女與兒童，如果跨國公司能想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當不斷膨脹的感官欲望把環境傷害得千瘡百孔，如果每個人能想想“克己復禮為仁”……即便“回到孔子”只是一種軟約束，它至少能讓現代人在踏上歧途時，聽到內心的“咯噔”一聲。
當然，對于在現代化坐標中登攀高點的中國人而言，“回到孔子”不僅僅出于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精神資源這個功利目的，它更意味著一個古老民族在價值和情感上的回歸。當越來越多的人痛心疾首于“故鄉淪陷”，滿心渴望從傳統典籍中找到此心安處，當一個國家把建設文化強國、塑造核心價值觀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些都表達著上至廟堂、下及萬民的共同訴求：中國越是在現代化道路上狂飆突進，就越需要仰望歷史星空校準價值航向、補充精神給養。
技術的無遠弗屆，并不代表文化的逐漸趨同。亨廷頓早就觀察到，現代化并不意味著西方化，反而會促進本土文化的復興。法國社會學家勒龐說，“脫離了傳統，不管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民族既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也是一個記憶的共同體；若喪失這一記憶，也就不成其為一個民族了。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與魂，是中國所以為中國、中國人所以為中國人的獨特標識，“去中國化”無異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還談什么生命力和影響力？
二千多年前，孔子在竹簡上寫下“君子和而不同”，這不僅成為中華文化的內在品格，也代表著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想象。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文化的共存，不是讓一種文明普適化，而是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和公約數。畢竟，只有每一顆星星都發光，人類文明的星空才會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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