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良,United way全球聯合之路大中華區網絡發展總監。此前曾擔任臺灣聯合之路多年的負責人。他覺得教育從本質上講就是要相信人尤其是孩子,給他們以機會。當自己的經驗能夠分享給其它實踐者,并對其思考的問題有所回應時,他覺得很有成就感。他認為,過去的專業分工和線性思維可能會限制我們對于一些現象思考的廣度,而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都是復雜混合的,沒有一個問題可以單獨解決,需要跨界合作。要做好資助官員,除了具備基本的邏輯框架和評估能力之外,還需要對他人和世界充滿好奇心。
1.過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陳文良:來大陸拜訪一些合作伙伴,認識一些項目和機構,比如活力社區、真愛夢想等。有幾方面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發現很多組織和項目都在關注打工子弟和留守兒童。人口的流動為的是經濟的自由,這是全球現象,中國這么大,國內移民就變成一個普遍現象。現在整個國家貧富差距這么大,為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人愿意投資于下一代的教育。無論是本土組織還是國際NGO,幾乎都會涉及這一塊內容,因此我很好奇大家都是從什么視角切入這個議題。
二是感受到整個公益行業生態系統的發展。以前講情懷、講理想,或是講形式的多,現在生發出上下游、支持型、監督型等各種公益組織,也開始進行相關科目的本科和碩士學位教育。如今國際組織來與本土組織交流時的那個深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局面了。
2.最近資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項目是什么?
陳文良:我覺得最有趣的是真愛夢想。一方面,他們對于教育的想象,不只是學習,而是人本身,這一點很打動我。其實很多國家都面臨下一代教育的問題,這與國家的發展程度沒什么關系,美國也一樣。教育問題從本質上講就是你相不相信人,尤其是孩子,他是具有學習能力和學習動機,就看你給不給他機會。另一方面,他們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這些孩子的全人發展,在于培養出尊重人的價值觀。關注人的完整發展,而不是只有不斷地競爭,不斷地凸顯自己,不斷地追求財富。應該要培養能與人合作、知道自己專長所在、具備有歷史反省能力的人。
第三,他們也關注老師這一群體,重視老師的身心平衡發展,給老師以自信。老師要能夠成為人師而不只是教師,他們的快樂是很重要的,真愛夢想兼顧了這一點。比較全球各個地方,能夠兼顧老師身心狀態的平衡,教育就能夠做得更好。美國很多地方教育失敗,就在于其實他也不尊重老師。
此外,整個項目的復制性強、透明度高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們相當于用社會組織的形式,帶動產業,將項目的實施規模化了。同時,它是跨部門,綜合運用了企業、科技、研究各方面能力。我甚至覺得,全球之路開世界大會的時候,可以請真愛夢想去介紹,到拉美、非洲這些地方去做經驗輸出。
3.最近做的比較滿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陳文良:能夠去給那些學習動機很強的基金會,比如兒慈會、扶貧基金會等,去分享我們的經驗,讓我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的知識能為人所用。最近我學到一個詞叫“話癆”,因為一直到處講課,有時候可能也會講得比較空泛。而當對方思考過這些問題,提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需求或具體的困難時,通過我的經驗能對他有所回應,這讓我很開心。
關于公益圈的自我學習和改善,我感覺就如同商業上一樣。這是一個市場天天擴大的國家,所有的組織都被市場追著跑,必須不斷增強自己的競爭力或是發展的能力,公益這個市場也不例外。每個人都在不斷地尋找各種機會,吸取各種可能的知識,并不斷嘗試應用,用得好就看能否擴大。不同行業之間,激蕩出非常多的公益創意。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傳播變得非常快。十年前講一些全球前沿的東西,大家會覺得很新鮮,現在在國外開會時覺得很新的東西,到大陸來看時發現已經有人在嘗試做了。例如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的概念,簡單說就是設計師參與到公益項目。之前我在上海就聽到壹基金的合作伙伴YANG DESIGN的楊明潔的救災帳篷設計。他做了非常全面的調研,關注于人的使用經驗,設計出來的東西考慮到很多方面,比如對色彩的感受、居住隱私等等。后來我去拜訪他們的時候,也了解到他們正進入養老行業做一些服務設計。
4.最近有沒有覺得無力或者無意義感的時刻?
陳文良:剛才提到這個行業有主動學習的人,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抱著一份就業的心態完成事情,缺乏熱情和學習成長動機,不太關注行業的發展。與這樣的人工作起來,形式性的討論多于實質性的討論,就會覺得很可惜。
另外一種無力則是我在臺灣的經歷。很多人都說臺灣這個行業發展得比較專精,但專精到某個程度本位思想就會很重。這不必然是好或者壞,是相對而言的挑戰,例如當跨界合作時代來臨時,如何打破本位主義去跨界合作的挑戰就很大。
5.最近在集中思考什么問題?
陳文良:最近關注基金會戰略集團(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發表在《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2014夏季刊上的《復雜世界中的戰略性慈善》[1](Strategic Philanthropy for a Complex World)。該文章提出,過去能用項目解決的問題都是相對簡單的問題,而復雜問題的解決是需要打破線性思考的,是需要跨領域合作的。比如打工子弟教育問題,人口流動背后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問題,經濟發展階段可能引出人口技術老化,這里面經濟、社會、教育問題都混合在一起,沒有一個問題可以單獨處理。這時候你說公益組織能線性地發展嗎?我看不太行。這樣一個思路框架的提出,特別吸引我去閱讀那些研究報告。
6.最近哪本書/哪部電影/哪個人對你特別有啟發?
陳文良:美國前任副總統戈爾寫的《未來——驅動全球變化的六大力量》。觀察非常有趣,不過偏美國觀點。現在這個時代很多人類集體的心智功能,對社會和市場改變的規模程度,遠大于人類過去歷史的總和。對我的啟發是,以過去那種專業分工和線性思維可能會限制你對一些現象觀察的規模。因為它太過專業,會把一個大現象細瑣化、區塊化,拼湊起來它并不是完整的。他這本書的思維解答了我部分對于某些錯綜復雜問題的疑問。
7.最近最關注哪個行業話題/事件?
陳文良:冰桶挑戰。一個很冷門的議題,原本少數人在玩的活動,卻帶來了很大的關于籌款創意的刺激。同時很多話題開始被討論,比如中國大陸罕見病議題是不是被關注了,不同的人用這種方式表達了什么樣的關懷等等。另外,這個事情通過互聯網傳播得特別快,好像一次考試,檢驗了這個信息在行業里目前被理解的程度,哪些議題發展的成熟度能夠承載這樣的一個籌款創意,中國能否形成這種類似的全國性話題,或者全球性的籌款形式。
還有就是魯甸地震,出現了兩周籌款高潮,最近關注度有下降。這好像另外一個考試,考驗公益組織的反應如何。從汶川到雅安再到魯甸,像是幾個里程碑。汶川地震時中國公民力量的爆發,讓政府看見非營利組織可以為社會所用;到魯甸則更沉淀下來,大家更成熟地去回應,該動的動,動不了的不會動。在專業上我覺得有逐漸成熟的趨勢。
8.最近關注哪個社會議題/事件?
陳文良:最大的沖擊是全球化之后,貧富和機會的差距。由于工作關系,我去了很多地方,能看到貧富差距是個全球現象。人們也在從各個角度去思考,例如單獨用公益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什么樣的國家政策,國際組織之間應該怎樣合作。有從哲學層面去思考社會契約,國家和政府、企業應該如何開創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經濟形態。還有從宗教角度,例如天主教的新教宗,提出對于人性有害的經濟是人類應該要反省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宗教,這都值得思考。這背后的意思是,每個國家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都是表象,根本問題在于我們的經濟形態可能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甚至不利于夫妻關系、不利于孩子的成長。因為他過度崇拜財富的過程中,傷害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9.假如要向行業外的人介紹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會如何描述?
陳文良:我主要著重在能力建設,這個工作的性質有點像顧問,又有點像一個教育者,但不是上對下的教育,比較像是一個不斷和人對話的人。在和不同的人對話中吸收、成長,在互動中激蕩出新的創意,交流彼此的經驗,是一個公益能力建設者和同行者。也可以說是“行動中的默觀者”,不斷地做、也不斷地省思。
【答資助者問@胡小軍】想了解其他基金會是怎么培養項目資助官員的。對千禾來說,資助官員需要有廣闊的社會視野、對所資助的領域有深入的理解、很強的溝通協作能力,還要帶著籌資、合作的視角去看待所做的工作,其實要求是非常高的,怎么有效地培養這樣年輕人?
陳文良: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覺得要不斷地讓資助官員認識到他不是一個行政程序的官員。我擔任臺灣聯合之路十年副秘書長,三年秘書長,這十幾年有失敗也有收獲。我收獲的是,培育了一群有邏輯思考能力的資助官員,而且也把邏輯思考帶進臺灣公益圈,在臺灣社會工作相關科系都開了課程,從項目規劃一直到項目評估。資助官員對于問題的理解,既要能夠微觀到足夠厘清它的基本事實,又要能夠宏觀到理解它所處的大環境、大背景和其根本問題所在。
我在2006-2008年參與聯合之路全球標準的制定,同時也是其中文版的審核人員。這是全球工作人員一起整理出來的一套標準,它再次提醒我們做資助時,要看項目是否回答了那個根本問題。具備基本的邏輯框架和評估能力,這是資助官員最基本的素質。同時,資助官員還要是一個對他人和世界充滿好奇心的人,永遠不會停止發問,并不斷追尋事情發生的根本原因。如此,他就能當一個好的資助官員。這種能力會隨著你遇到更多的人、經歷更多的事而增長,重要的是你愿意仔細聽向你申請項目的人的故事。資助官員應該經常問問題,而且問對問題,不斷觀察、聆聽和分析。有時候項目建議書本身只是表象,你必須跟那個提出項目的人討論,才能知道這個項目提出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資助者問資助者】你有什么想問下一個資助者?
陳文良:資助者在尋找資助項目的時候,是否曾思考過自己最根本的那個價值觀是什么?因為這會涉及到你選擇的標準,或者說你希望你選擇資助的項目未來能改善人類的什么。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想了解其他資助者在資助的背后,相信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