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鴻：我覺得這兩種其實都是面對，一種是面對一群孩子，只不過是他們身份比較特殊，他們來自邊遠的地區，他們的父母都遠離了他們在外地打工，人們用留守兒童這樣的稱號來稱呼他們。另外一種面對的是我們世俗眼光當中所謂的成功者，他們可能是商界大腕，可能是政治領袖。但是對我來說，其實兩種面對我都非常喜歡，因為只有把兩種面對結合在一起，才可以讓我看到一個更真實的社會表情。在面對《對話》嘉賓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成功，是掌聲，是鮮花，但是面對這群孩子的時候，你能夠感受到生活在他們的幼小心靈里留下的烙印。所以這兩種狀態對我來說，必須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很難割裂的。
主持人李非凡：當時您發起鴻基金的緣由是什么？
陳偉鴻：我覺得作為一個媒體人，可能很多人都有過從事公益活動的一些經歷，但是以往我們總是零敲碎打。比如有公益項目邀請我們參與、擔任代言人等等，我們在欣然應允的同時，其實心里還會有多少那么一些遺憾，就覺得我應該把經歷更系統的放到一個公益組織或者是公益項目當中。所以成立鴻基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初衷，我希望能夠讓我的公益踐行成為一個系統，讓自己可以在這個系統當中更多的、更扎實的去關愛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主持人李非凡：那在您建了鴻基金之后，對公益的理解有加深嗎？你覺得和之前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陳偉鴻：我覺得我其實和公益就真的更靠近了一步，可以更真實的去看到那些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我們理解的公益可能就是在別人需要的時候，在危難出現的時候，你出錢或者是出力。我想舉一個例子，我們的鴻基金在去年發起一個公益項目叫愛的背包，表面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是給這些山里的孩子送去一個背包，讓他們跟城里的孩子一樣，有新的學生用具可以用。但實際上呢，在這個背包當中，我們放了24個信封，而且是貼好了郵票的。我之前跟這些留守兒童接觸時，可能比較忽略了一個層面，就是他們的情感的缺失。
以往我們總覺得他們生活條件不好，學習條件欠缺，所以我們可能會給他們一些學習用具，給他們的生活一些補貼，但是真正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發現當提到爸爸媽媽兩個字，他們會陷入沉思，眼中有迷茫，我覺得這是讓我一個做父親的人，特別不忍看到的一幅畫面。在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家長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一個最好的陪伴，但是對這群孩子來說，可能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不得不和這份親情割離。
有一次在貴州，我就問一個孩子，你想你的爸爸媽媽嗎？他說想，我說你知道他們的電話號碼嗎？他說知道，我就拿出電話，你給他們打一個電話吧，撥通這個號碼之后，讓我詫異的是，雙方都在沉默當中。也許是這種遠隔了千山萬水，更重要的是，遠隔了幾年數載的分離，讓他們彼此都有了一種陌生感。孩子也不知道跟爸爸媽媽說什么，爸爸媽媽也不知道在這一刻除了說你吃飯了嗎、你做作業了嗎這樣一些問候之外，就不知道更多的一些交流或者關注，應該放在什么點上。
所以許許多多這樣一些畫面，給了我很大的刺激，這些留守兒童，他們除了生活的條件、學習條件的改善之外，更需要給予的其實是一種情感的關愛。所以我們把24個信封放到愛的背包當中去，就希望爸爸媽媽和孩子能夠每個月至少相互通信一次，讓彼此在文字當中能夠看到對方的思念，能夠感受到對方的這種牽掛。我覺得至少能夠在這些孩子的成長過程當中，給他們一些這樣的心靈的呵護和情感的幫助。所以伴隨著這24個信封，我們還在書包里放了相冊，希望爸爸媽媽的相片，孩子的相片，成為陪伴他們最好的記憶。如果你沒有深入到這些孩子當中，你可能不能夠感受到的，所以做了鴻基金之后，讓我真的可以更多的、更真切的、更深入的感受到社會所需。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在從事一個專項基金的過程當中，什么是最大挑戰？
陳偉鴻：對我個人而言，最大的挑戰應該是時間，時間到底去哪兒了，我希望能夠給工作，我也希望能夠給公益。
鴻基金在今年的5月份喬遷新居，我唯一的要求，就是離我的辦公室近一點，再近一點，其它沒有太多的要求。因為我希望在我工作之余，能夠馬上出現在鴻基金的辦公室，跟我的工作團隊有一些交流，這是從事公益者的一個可能說讓自己覺得為難的，難以平衡的一個問題。
我特別記錄了一下鴻基金在今年走過的足跡，大概是兩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公里。其實這個公里數讓我印象很深的原因是，我們每一次在做活動的時候，這些公里數都特別揪心。我們愛的背包到了青海最貧窮的地方化隆縣，當時我們在分發完之后，又有一個新的項目在那誕生了，就是把這些父母親在北京打工的孩子，集中帶到北京來，這其實是愛的背包夏令營的一個雛形。然后那些孩子就坐了好幾個小時的車到了青海的省會西寧的火車站，從西寧火車站到北京，需要行駛四十個小時，那其實這四十個小時當中的每一寸的鐵路，都是讓人特別擔憂的。四十個小時，我們要讓幾十個孩子平安的到達北京，確實是一個挑戰，因為我們的人手完全不夠。
因為買票的條件所限，我們沒有讓這些孩子能夠集中在一個車廂里，他們是分散在不同的車廂里，所以這更加大了我們工作的難度。讓這些志愿者，讓這些工作人員分散在無數個車廂的孩子當中走來走去，成為了我們這四十個小時必須要做的，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挑戰。當時我們也想了很多的辦法，比如在微博上發出，有沒有人在某某趟列車上，從現場招志愿者，在火車上做廣播。后來讓我們欣慰的是，很多的志愿者就涌現出來了，說我們可以來幫忙，我們就在這趟車上，就是這種公益的快樂。其實公益不是只有面對痛苦，面對苦處，其實也有這種快樂。但你發現那么多的人在第一時間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加入到公益的行動當中去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幸福。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至今為止，您做公益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陳偉鴻：最大的收獲就是我常常說的，公益就像是一束光，它在照亮別人的時候，其實也溫暖了彼此。我覺得在從事了公益之后，你的內心會充滿了更多的幸福感，這種幸福感對于現代都市的人來說，恐怕是一個奢侈品。因為我們每個人每都疲于奔命，在各個工作場點之間不斷穿梭，你會覺得時間不夠用精力不夠用金錢不夠用，所有的一切好像只是在付出，沒有回報。但是做了公益之后，你覺得你的一點點的付出，卻有那么多的回報，這些回報可能就是孩子們臉上的笑容，可能是他們瞬間打開的心扉，可能是他們給你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的一封信，我覺得這就是我做公益讓我最感到幸福的地方。
主持人李非凡：您希望鴻基金在未來五年、十年應該達到一個什么樣的高度？
陳偉鴻：這個確實我一直在想，但我從來沒有給我的工作團隊定下一個目標。
你不一定要把它做一個多大的規模，公益其實在心，發自于每個人內心的一份實踐。那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計劃當中，比如說在募款目標，或者是其它的方面定下一個太大的目標的話，會你的腳步變得更加的混亂。所以未來五年甚至是十年，我只想給鴻基金提的目標是讓我們走的更穩一點，讓我們做的更專業一點，這就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希望。因為我特別擔心的是在公益上出現急行軍的狀況，就是你突然間覺得說好像你被大家關注了，然后你也做了一些讓這些孩子或者被關愛的對象覺得不可或缺的一些努力，于是你覺得我需要迅速的膨脹，我需要迅速的做大。但是實際上可能你的自身或者是你的環境，都沒有給你這樣一個條件。損害的不僅僅是你自己，也是這些跟你手拉手的公益對象，包括我們目前賴以生存的公益環境。
主持人李非凡：這種穩定的心境是源于您本來的性格，還是您做了十年《對話》之后，看過了很多的商海起伏，而衍生出來的嗎？
陳偉鴻：我覺得你的觀察特別的細致，確實兩方面都有。因為我自己的個性其實不是特別張揚的，我更愿意做一些很扎實的事情。讓別人知道鴻基金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讓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得到他們切切實實的幫助，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另外一點，在《對話》這個平臺上，我確實接觸到了非常多某一個階段的成功人士，他們一定是因為在那個時刻做出了最與眾不同的舉動，才會被邀請到《對話》節目當中來作為嘉賓。
但確實在這樣十幾年的歲月當中，有人繼續上升，有人不幸倒下，有人已經被歷史的洪流不知道沖刷到了某一個角落去了，所有的這一切其實給了我一個更多的心理暗示，就是走得穩才能走得遠。
主持人李非凡：“可能大家不一定要記住鴻基金，但是要真正幫助到人”，這是您的公益理念嗎？
陳偉鴻：我覺得至少算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公益其實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張揚，我一開始特別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做公益。在我開始做公益的那個時候，環境不是那么好，別人會說他是不是想要沽名釣譽啊？或者說他到底是不是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想說，其實我們沒有什么太大的目的，那就不要讓大家知道好了，我們就只扎扎實實的，有多少錢有多少力量就去幫助多少人。但是慢慢的呢，很多人又在改變著或者說校正著我的一些想法，他們覺得你是一個媒體人，是一個公眾人物，某種程度上你的公眾人物的影響力，應該納入到慈善和公益的范圍當中來，就是你做一件事，可能比別人做一件事更容易被關注。
在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會改變很多人的理念，吸引很多人加入到公益的隊伍。這也挺有道理，那就用我們的影響力，去帶動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領域，那這其實也是公益的一個部分，我覺得這也是讓我愿意很高調的跟大家交流自己的所做所思所想的一個重要原因。
主持人李非凡：您做了十幾年《對話》欄目，那您的慈善之路，有受到這個欄目中間某一位人的影響嗎？給您印象最深的《對話》的一位慈善家或者企業家也好，他是誰呢？
陳偉鴻：其實真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說最有名望的人，東西方我可以各舉出一個來。西方可能就是比爾蓋茨。我記得他講到說，讓最大多數的人，能夠有成長，有收獲，這是他做慈善和公益的一個初衷，我覺得這一點其實跟很多公益人的理念是不謀而合的。盡管說我們在選擇公益項目的時候，可能會更聚焦某一個群體，但是我們希望在這個小群體當中，最大范圍的覆蓋我們的公益理念，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這是我們大家相通的地方。
在東方的企業家當中，比如曹德旺，他是作為一個個案和特例被請到節目現場。他捐出了幾億元善款的同時，也提出了非?？量痰臈l件，他很擔心這個善款不能夠很好的落實。確實呢，很多人在捐了錢之后，最擔心的是這個錢是不是被你黑了，是不是被你浪費了，所以他列出了好幾條標準。你幫我花沒問題，但是一定要滿足我現在提出的這幾個條件，如果沒有的話，后面的錢都不給，他這種做法其實也是被很多人爭議的。在當時也引發了非常熱烈的討論。
我身旁的很多朋友說，偉鴻你認識那么多企業家，你如果讓他們給鴻基捐一點款是分分鐘搞定的事。
主持人李非凡：這應該是常識的判斷，大家都會這么想。
陳偉鴻：但恰恰我做了違背常識的一件事情，我幾乎很少跟我身邊的這些企業家朋友去談我的鴻基金缺什么，尤其在最起步的時候，肯定是缺錢。在鴻基金剛開始的時候，有一位企業家是重慶的力帆集團的董事長尹明善，有一次就問我鴻基金有多少錢??？我就特別不好意思，我說才剛開始做，大概有十來萬塊錢吧，他說這不行啊，這個能做的事太少了，明天我讓秘書給你打五十萬來，我覺得五十萬對我們鴻基金起步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有一個人可以一下子就捐出五十萬，所以整個的鴻基金的團隊，都特別的興奮。
我對這樣一個舉動，真的是心懷感恩，后來這樣的舉動又一次出現，給我們帶來這樣的驚喜和振奮，是郭鶴年老先生，嘉里集團的董事長，他的企業帝國有多龐大，我覺得其實不用我說了。他說有一天在飛機上看China daily，中國日報，上面有有一張我的照片，講我和鴻基金的團隊到了云南一個偏遠的小村，看望那里的小學校的學生們。當時云南大旱的時候，我們帶著一些凈水設備，帶著飲用水還有很多學習用具到那個小學。他說那我的這個公益基金可以捐一些到你的鴻基金當中去，這完全都不是我張嘴要來的。但是每每會有這樣一些主動的為鴻基金提供支持的企業家，確實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也覺得其實在公益的道路上，我不是孤獨的，其實很多人也不是孤獨的，我們會有很多的力量，跟我們一同前行。
主持人李非凡：您接觸了這么多的企業家，包括西方的、東方的富豪，在十幾年的《對話》當中，你對財富和名利的判斷有什么樣的變化？
陳偉鴻：我覺得中國人有句話說的特別好，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對話》這樣一個氛圍，可以說是在一個名和利的大的環境里。比如說我們倆面對面的坐著，那些名和利都是屬于你的，它跟我并沒有太大的關系，我們倆并沒有坐在一排，我們倆只是面對面而已，我望見了你的財富，我也望見了你的名，但是我不會把它想象成這些光環都屬于我。在跟他們接觸了十幾年之后，我會更清晰的發現，當名和利真正被社會所用的時候，才可以真正的發揮它最大的價值。你會看到很多的企業家，他們一擲千金的去捐獻了一個希望小學，或者說某個地方發生了自然災害的時候，他們捐出了很多的款項。這些錢原本屬于他們個人的，我們并不知道這些錢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在那一刻，你會發現這個錢不僅僅屬于他個人，也屬于很多需要幫助的人。那一刻這個錢變得很偉大，也變得很崇高，更多的人在最需要的時候，感受到了你的名和利的這些巨大的力量，我覺得這是它的一個最大的魅力。
主持人李非凡：其實和我的很多訪談對象相比的話，您有一個最大的特質，您在不斷和商界的精英進行思想碰撞。公益行業里有很多的商業精英在其中發生作用，包括現在公益很多都是以商業和現代管理的手法去推動的。在您看來，商業會如何改變中國公益的游戲規則和大眾的認知？
陳偉鴻：我覺得這當中一定會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間。我們不妨看看西方比較完善的一些慈善和公益的理念體系，或者說他們的發展之路，你就會發現像洛克菲勒家族或者其它的家族，他們的公益基金的管理，是非常專業的。而中國的慈善和公益呢，起步相對來說比較晚，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發自內心的個人行為等等。那么這可能遠離了我們期待當的規范化，任何一個機構，包括慈善組織在內，如果它要有一個更長遠的，更健康的發展，其實是需要引入一些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
就是前面我反復強調的，慈善和公益組織也需要有健全的管理，也需要有健康的組織架構和完善的戰略理念。所有這些日臻完善，才能夠代表你越來越有可能接近一個健康的公益組織。在公益慈善領域，大家最忌諱的一個就是不規范，一個就是不透明，而只有這樣的一些現代的企業管理理念，可以幫助我們在最短的時間當中，讓公益更好的透明，更好的規范。
主持人李非凡：在中國現階段，經過三十多年，已經有很多的企業家，從第一代慢慢開始把他的財富，他的公益項目，向第二代進行過渡，這些慈二代該如何去借鑒西方那些家族基金會，他們的發展方式和傳承方式？
陳偉鴻：現在我看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苗頭，這些二代在回歸到自己父母身旁的時候，不僅僅帶來了比父母可能更寬廣的視野，或者更與眾不同的一些求學經歷，也帶來了他們父母期待當中的一份心。任何的時候，我們都需要心心相通，我看到過一些不成功的接班的案例，都是父輩跟子輩之間在理念上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就你希望做的事情，跟我的興趣完全不搭界。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理念是一個最大的鴻溝嗎？
陳偉鴻：在現在的年輕人跟老一輩的創業者之間，橫亙著最大的一個障礙是理念，這些老一輩的企業家，吃苦耐勞，摸爬滾打，又睡地板，又加班，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苦都吃過的一代企業家。但是他們的二代完全不一樣，父母總是會有一些補償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生活的比自己更幸福，于是給他們創造了比自己優越的不知多少倍的一些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所以他們在看待事情的一些觀點上，常常就會有不同。我之前采訪過宗慶后和他的女兒宗馥莉，這倆人其是非常有趣的一對，個性都非常強，父親也很強勢，女兒也很強勢，他們在一個問題的看法上，常常就不一樣。
我問他們會對對方的事情指手劃腳嗎？印象中，他們說基本上都互相不管了，彼此很難改變對方，還不如就放手讓雙方自己在自己的王國當中繼續去遨游，讓實踐讓最終的結果來說明誰對誰錯，時間可能才是他們倆人之間最好的評判官。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模式，就是有一些很乖的二代，他們會在自己父輩的期望當中成長，然后回到他們的身邊，他們會接手企業，他們會按照父輩希望他們的路子去走。在這樣人的身上，可能更容易把一些理念進行傳承，父輩如果有一些東西和慈善的理念的話，他們的二代其實也很順的能夠接管。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商業和公益之間紅線在什么樣的地方，有什么樣的尺度必須拿捏？
陳偉鴻：我覺得商業和公益應該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當中的，因為商業就是要以追逐利潤為自己的目標，而公益是以你幫助別人為追求的。任何一個商業行為，都希望能夠利益最大化，有更好的一些回報。但是在公益領域當中，如果你也想著說用公益的錢掙什么錢有一些回報的話，我看可能最終等待你的不是鮮花和掌聲，等待你的也許就是牢獄之災了。他們的追求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可以用商業的一些理念來貫徹執行你的公益的一些項目，這可能是他們唯一可以來交叉的。我希望我的團隊當中的任何人，都是有我們大家有的這個共識，就是這當中一定要有一條紅線。
主持人李非凡：最近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公益市場化的爭論。很多人說的公益市場化，可能只是作為一個手段而存在，整個公益行業不應該成為完全市場化的結果，您是怎么看待這些爭論的？
陳偉鴻：我覺得任何一個爭論的出現，說明它的關注度到達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全部的市場化和全部的非市場化，都不應該由我們武斷的下一個定論，其實是應該交給市場做一個選擇的。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如何定義市場化的？
陳偉鴻：我覺得市場化可能就是更多的可以由市場來做主的一種行為和方式，而不是來自于紅頭文件，不是來自于一些指令等等，它跟傳統意義上的一些非市場化，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界限。但是在我看來，如果你在慈善和公益這個領域當中全部市場化，會不會有一些過渡市場化的未來，這是讓我們隱隱擔憂的。大家未來都在每一個公益的事件上，用能不能掙到錢，或者能掙多少錢做一個評判的話，那是一個非?？膳碌氖虑?。
主持人李非凡：孟德斯鳩說過一句話，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您做了十三年的《對話》欄目，您看到這些美德了嗎？
陳偉鴻：我覺得這個美德是日漸發光的球體，它可能曾經被很多的灰塵所覆蓋，你沒有看到它，但是伴隨著我們時代的進步，伴隨著大家視野的寬廣，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無論是理念，無論是實踐，在擦試著這個球，讓它本身擁有的光芒逐漸散發出來，這不是我們賦予它的光芒，而是它本身的光芒，在這個時代找到了一個最好的發散的一個契機。這個光芒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的和諧，變得更加規范，它正在朝一個我們期待當中的法制化的社會在穩步前行。同時這個光芒其實也照亮了每個人的內心，它讓我們會變得更加平和，更懂得知足，更知道感恩，更愿意去分享，這可能都是我在這十幾年《對話》經歷當中，或者最近這些年，從事慈善和公益的過程當中，感受到的一份力量，這份力量我相信會越來越大，也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個主流。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一個父親，您會讓您的孩子以后也跟您一樣，繼續做公益事業？
陳偉鴻：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在我們幾次的鴻基金愛的背包當中，我都讓他參與了。因為我希望在他們學習之外，或者說在美好的城市生活之外，能夠看到真正的鄉村生活的孩子，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狀態當中。他們也許不能像我的志愿者去做那么多的事，但是至少可以用他們的眼睛去觀察社會，用他們的心靈去傾聽別人的心跳，至少讓他們知道說，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孩子，他們的生活條件不如你，他們的學習條件不如你，但是他們跟你是一樣的，同在藍天下的孩子，你們應該有著更平等的交流，也許你們會有著更為平等的一個成長的通道，彼此的關懷，相互的分享，也許會讓每一個孩子，包括我的孩子和山里的孩子，擁有一個更健康的心靈。
主持人李非凡：您的孩子在做這些公益活動的時候，有什么樣的場景，您非常記憶深刻嗎？
陳偉鴻：有次活動我刻意沒有參加，他一個人去的，我希望是他以一個獨立的個體的身份參加，不要在爸爸的這個呵護之下。他帶著手機去的，然后每天晚上會發幾張照片來，最開始說這里的環境實在是太糟糕了。他從來沒見過，這是開天辟地的頭一遭，然后我并不會對他的這種反應有更過激的一些反應，我會覺得這其實就在我的意料當中，我想讓你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真實的社會。然后接下來幾天的照片呢，他拍到孩子思考的照片，孩子歡樂的照片，孩子拿到我們的這個愛的背包時候的那一瞬間的表情。我在想說，可能這些照片讓我看到他已經不像最初那么自我了，他可能慢慢的融入到這樣一個群體當中。
我不知道這個變化會在他的心靈里留下多大的印象，畢竟只參加那么一次兩次，但是至少讓我看到了一個方向，他已經知道關注的重點不是說這里有多么臟有多么的差，而是這里的孩子，在擁有這些伙伴的時候，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那份快樂。
主持人李非凡：前段時間，潘石屹在哈佛大學投了1500萬美元的中國貧困助學款計劃，但是這個計劃一出來以后，就飽受詬病，很多人說中國很多貧困生還沒有解決問題，你就把錢投到發達國家的最知名的學府，也有一批企業家會覺得中國既然生意做到全世界，就應該把中國的慈善輸入到全世界，您如何評判這兩種觀點？
陳偉鴻：其實兩種觀點相比較而言，我更愿意傾向于后者，因為相對而言，后者的觀點比較客觀，沒有那么多吐槽的色彩。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如果有人愿意拿出一個億資助中國的學生，無論是資助他上北大清華這種國內的名牌，或者是哈佛耶魯這種世界的名牌，我覺得都是一件值得拍手稱贊的好事，為什么要遭到那么多的質疑詬病呢？至少還讓這些在苦讀當中的學子看到了一條希望之路。
我甚至還聽到一個公益界的前輩說，說的過分一點吧，總有人擔心你捐出的錢是不是被花好了，其實慈善是從你捐錢的那一刻開始的，你捐出了這個錢，已經做了慈善了，不要再操那么多心了。但是這個可能是有一點過激的，我們不能允許那些錢不被監管就使用了，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是這位公益界的前輩，愿意用這樣一個過激的例子告訴我們說，你還是操心一些你該操心的，別操心太多你不該操心的事。
主持人李非凡：也就是說您其實還是比較支持潘石屹的計劃的？
陳偉鴻：對，我希望說，其實潘石屹他們不是第一個。我記得在若干年前，還有一個人（指張磊）是讀了耶魯，第一筆捐款不是給中國的母校，而是給耶魯，大概就是888萬美金的一個獎學金。當時也是很多人覺得說這個忘恩負義的人，你應該把你的錢捐給你的大學母校，是這些人培養了你。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用過多的語言去要挾某一個做公益的人，或者是做慈善的人，他有自己的選擇權。就像那位捐了八百多萬獎學金的人，他認為在他所有的學校當中，就是他最后讀的學校，對他的人生價值改變最大的，他愿意更多的人在這里受到更好的教育，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中國的公眾是不是應該對于公益從業者，包括一些公益項目，更加的寬容？
陳偉鴻：我覺得寬容一定是這個時代需要的一個關鍵詞，包括說在慈善和公益領域，我們不要去斤斤計較中國還有那么多人需要你的幫助，而你的慈善卻做到國外了。因為我們可以想一想，其實在我們身邊，也有很多國外的一些慈善和公益機構，他們也在幫助著中國的這些貧困地區的人，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其實慈善可能真的超越了很多的領域，可能是一個無國界的。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中國和國際之間，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合作，或者更好的一些對話的機會。
主持人李非凡：您覺得現在一些基金會，包括一些公益項目，他們做一些海外項目，您覺得這是一個時間點嗎？
陳偉鴻：我覺得這種東西不要去一窩蜂，還是根據你自己的一些公益項目所關注的對象。比如說我們鴻基金是關注留守兒童的，不能把我們的這個目光投向海外，人家沒有留守兒童這么一說。但對于有一些這個公益項目，它可能真的本身一出生就具備國際化的色彩，那何樂而不為呢？讓國際合作來助長這樣一個公益項目，讓更多人從中受益，我覺得也未嘗不可，關鍵是它是否跟你的初衷以及你的戰略發展的規劃和定位，是相符合的，不要去趕時髦說，這個國際化是一個特別熱門的香餑餑，我們也來走向國際吧，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干這個事。
主持人李非凡：您剛才也說您的朋友，包括您周圍的一些同事都在痛訴革命家史，在公益行業受到一些道德上的猜疑，像崔永元，像李亞鵬，對于做公益的名人可能是一個打擊。如果這樣的質疑放到您的頭上，您會如何做危機公關呢？
陳偉鴻：我覺得首先我會非常坦然的去面對這一切，因為從我們公益基金成立的第一天開始，我們要求的就是讓我們的基金做的更規范，讓我們的基金做的更透明，哪怕你現在只有五塊錢，你就把這五塊錢實實在在的花好，不要去夢想某一天，我中了五百萬的彩票，或者說我有了五十萬的一個這個善款，我該怎么用。所有的這些好高騖遠，都跟我們是絕緣的。我希望他們能夠更扎實的做好現在的，我希望鴻基金的團隊，能夠更扎實的做好我們現在可以做好的事，有多大的力氣，就做多少事情，這已經從我們的出發，就避免了更多的一些陷井的出現。我們扎扎實實的做的每一步，不是為了未來去面對危機公關，而是為了能夠永遠的跟那些危機公關的日子說再見。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一個媒體人，作為一個觀察者，您也是一個公益人，作為一個參與者，您覺得從一個媒體人角度來看，危機公關對于中國公益來講，它應該秉持的原則是什么呢？
陳偉鴻：可能在很多的這個危機公關的案例當中，我們看到過成功的，也看到過不成功的，公眾能夠接受的是你的坦誠，而不是你的狡辯。
如果是你在第一時間希望為自己洗白，我相信公眾很難給你這個機會洗白自己。如果你的出發點是很真誠的跟你的受眾做溝通，將這個事情的真相還原給大家的話，我覺得其實公眾還是愿意給你一個機會，來聽另外一個完整的真實的故事，自己在內心再做一個比較，任何的危機公關都很難有人給你打保票，很多的公關公司說我的強項是做危機公關，但是他很難給你打保票說一旦你的危機出現了，在我的公關之后，你還能回到你原來的美譽度。因為公道自在人心，你所有的公關危機之后，還得接受公眾的新一輪的檢閱，他們才是真正手中握有決定權的人，他們決定你會在他的心目當中留下一個什么樣的形象。
主持人李非凡：其實在中國做公益的人，每個人都會有無奈，都會有沮喪的時候，您最沮喪的時候是什么時候，您還記得嗎？
陳偉鴻：我最沮喪的時候，其實是剛開始的日子，沒有錢也沒有人，就只有一腔的熱血，想要把這件事情做成，好在我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就是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基金會的理事長劉光和以及其他的一些公益界的元老，他們對我這個新兵一點都不嫌棄，就是每一次我們的活動，他們都親自的出現，我覺得特別的不容易，因為他們自己也有非常多手頭的工作。其實第一次我們做年會，留給我的印象就是特別混亂，讓我一個在媒體待過的人，無法忍受舞臺上出現各種狀況，覺得特別的抓狂。但是你作為鴻基金的負責人，必須在臺下去保持鎮定，不能讓別人看到你內心的慌亂、焦慮甚至是不滿，我回來之后，真的就跟我們團隊說，如果大家是這樣的執行力的話，我們就不要做了，因為這確實不能給我們加分，只能給我們減分?？赡苣莻€時候的沮喪，也成為所有人前進的一個動力，就是告訴我們說有多少的力氣做多少的事，而且要盡善盡美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主持人李非凡：那其實那個時候，您最沮喪的時候，內心還是堅持的？
陳偉鴻：我覺得至少我應該繼續往前走一走，不能我剛邁出了一只腳，就收回了另一只腳，起碼讓我把兩只腳都邁出來，試試看，試試這個公益的道路到底有多么坎坷或者有多么的平坦。因為之前我接觸到的人，每個人都是訴說型的，太不容易了，你千萬別做這個事。但是我又有這樣一個愿望說，希望能夠用我自己的力量，同時也團結我身邊可以團結的人，大家一起去幫助這些人，不好嗎？其實后來也證明，這樣的團結是非常容易吸引到很多人的。你想我們每一次的年會，包括每一次公益項目的發布，我在中央臺這些主持人同事，完全是不遺余力的都來參加。很多的人是做了一個接力，我覺得就特別讓我感動。
主持人李非凡：其實我最近接觸了很多做公益的央視主持人，是不是在央視里面，主持人當中有這么一個風潮，大家都在爭著搶著做公益？
陳偉鴻：其實大家做公益的年頭都有點久了，只是我個人判斷，每一個主持人跟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樣的，都是我們靜悄悄的做就行了，別讓別人知道我們做。但是現在呢，我相信我們大家待久了，大家也在改變一種思維模式，就是我們讓別人知道我們做公益，不是為了自己出名，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公益的這個舞臺有多大，我們需要那么多的人，你做好準備來加入了嗎？其實我們只希望別人知道這一點。
主持人李非凡：其實您做公益有幾年時間了，包括深度參與公益也有幾年時間了，您覺得在中國最大的公益是什么？
陳偉鴻：最大的公益，我個人比較鐘情于教育，公益模式和方式有非常多，但是只有教育擁有真正改變人命運和人生軌跡的一種特別的力量。我們見到過很多的失學兒童，當然在希望工程之后，他們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學校，但是與此同時，還有更多的人可能因為貧窮以及其它的原因，不能夠進一步的上學。如果我們讓孩子讀完了小學，我們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讓孩子完成中學的教育？為什么不能用更大的力量，幫助他們完成大學的教育？其實人在一生當中，教育給我們的這份支撐，有的時候很難用語言描繪，但你看到在許許多多成功的背后，其實都有教育的身影。教育可能不僅僅是學堂的教育，可能還有社會的教育，有身旁的教育，但是學堂的教育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愿意在我們的鴻基金關注的領域，繼續去加大這個關注教育的力度。
主持人李非凡：環顧您做《對話》的十余年，環顧整個世界，能夠稱得上公益先鋒的人，您能提出幾個人來？
陳偉鴻：在去年我們做了一檔中國慈善年度人物的評獎，曹德旺是獲獎人之一，然后他用非常淳樸的語言講述著自己的公益理念。我覺得公益不是很花哨的東西，也不是用來為自己貼金的東西，需要的是一種最樸實的情感，去面對的扎扎實實的事情。你可以幫助到的人或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就從今天開始去做，千萬不要等到明天，否則的話，未來可能你會后悔。
主持人李非凡：很多觀眾想問一下偉鴻哥，當年怎么進的央視，您是沒有學過任何播音主持的，在我們看來，很莫名其妙的，忽然從一個非科班出身的一個高中老師，變成央視《對話》欄目的主持人，這個過程我們很想知道，有什么樣的故事呢？
陳偉鴻：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的這個履歷表當中已經有太多的跳躍和改變。最初確實完全是非科班出身的身份進入到主持這個行業，但是我一直覺得興趣其實是最大的老師。我記得在讀大學的時候，我在福建師范大學。有一天在校園里有一張招聘啟示，就吸引了我的眼光，學校廣播電臺要招新一屆的播音員。其實這是例行公事的一件事情，就是每當有新生入學的時候，你會在學校的這個布告欄上看到各式各樣花花綠綠的廣告，這些廣告基本上都是興趣組啊，或者什么活動社啊。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學校的廣播電臺。其實在此之前，在中學的時候，我也已經似乎有了這樣一些小的嘗試，但從來沒有一個規范性的訓練，所以就誤打誤撞的考上了。就在師大的電臺做了四年，四年之后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這四年最快樂的感受，所以后來大學畢業之后，分配到了廈門，還一直在找機會，有一天我就發現，報紙上又有廣告了，就是廈門人民廣播電臺在招聘。
我完全靠著小廣告打天下的，就特別神奇。但是對我來說，最大的一個職業生涯的轉變，還是發生在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大賽，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大賽的消息，當時也是天天在電視上播。
說實話，那個時候對我來說，這樣的比賽已經不會讓我動心了，因為我在廈門已經好像是小有成就的一個主持人。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說，我還需要改變一個環境，或者是改變一個工作模式，來挑戰自己或者帶給自己更大的一些新鮮感，也是我身旁的朋友天天催著我說，你怎么不去報那個比賽?？赡芤彩撬麄冋f的多了，我就告訴他們說好吧，只要在比賽的那一天有空我就去，當時我在廈門，但是這個考點是設在了福州，所以我當時就想說，一切就交給命運來決定吧。我當時自己在廈門臺做著一檔綜藝節目，又要前期策劃，又要現場主持，又要后期制作，常常是下了這個主持臺，抱著帶子就鉆進了機房，因為星期天晚上要在晚間八點檔播出，所以我當時跟他們說，如果我能夠提前把這一期的節目做完，我就坐大巴到福州去趕考，進省城趕考。
后來真的可能是天意吧，那期節目做的也非常順，也不需要加班再改了。臨時在現場報的名，后來我才知道，在全國有好幾萬人在那一天同時參加了筆試，后來我很快接到了復試的通知，我才知道有一千多人進入到了復試。然后又接到通知，到北京參加比賽，這時候就剩下50個人了，50個人分成了五組，每組十個人，進入到那一屆主持人大賽。其實那一屆主持人大賽對電視觀眾來說很新穎，因為以前的比賽可能都像青歌賽，像歌手比賽，從來沒有過主持人可以被拉出來，站在臺上去參加各種拷問。
任何一個比賽，我想參賽的人沒有人希望說我獲得最后一名，我只重在參與，其實口頭上說重在參與，心里面還是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績當然最好，畢竟每一個參賽的人，可能在當地都屬于小有名氣的主持人了，都覺得說如果比不好的話，就很難回去有交代，無顏見江東父老那種感覺。幸運的是我拿到了小組的第一，然后后來在決賽當中，也拿到了銅獎，拿到了觀眾推薦獎，之后就非常多中央電視臺節目邀約，說我們挺看好你的。然后在所有的這些邀約電話當中，最讓我動心的就是這一檔叫《對話》的節目。也看得出我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從一開始選擇《對話》，到現在還堅守在《對話》。
比賽是2000年的12月，而對話的開播是2000年的7月份，實際才播了大概幾十期節目。《對話》當時的導演給我打的電話，印象非常深，說你知道我們有一檔《對話》節目嗎？我說知道。他說你愿不愿意來試一試？我說可以啊。他說你知道我們節目做什么的嗎？我說好像看過一期，講孩子該不該上網。他說這不是我們的主流選題，一下還挺打擊我的。我心想說他們的主流選題是什么，管他呢，反正去看看再說吧，然后來到北京才發現，當時我們比賽的各個小組的前幾名，全部都被他網羅到了，就五個組的第一名，都在現場，包括撒貝寧。
當時我們都不能上場去主持，我們就坐在旁邊，聊天的時候看一場節目，這場的嘉賓是韓寒，這也是《對話》歷史上特別的一個嘉賓，你想我們總是商業界的、政治界的，很少有這樣一個小人物。
那期節目被封為經典。當時還有一個福州的女生是以三好生的身份在現場進行討論，后來在網上也被吐槽很多。韓寒當時還轉發了一個微博，《對話》今天敢不敢再邀請我？
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看完這期節目，制片人王利芬就說，你們幾個主持人過來做一個試鏡吧，每個人就上臺，對著鏡頭做一下自我介紹，同時就分配了一個角色給你，讓你來做主持。那我跟其他主持人做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還原了他們的身份，就是這些留下來配合我們進行試鏡的，都是《對話》的編導和制片人，但是他們當時說，就把我當韓寒來問，然后那個人說你把我當成誰誰來問。我去的時候就覺得說我不應該把他當韓寒來問，因為他已經不是韓寒，我渴望的、我在意的是一種真實的交流。所以我直接把王利芬，我們的制片人就還原成制片人。
我只問了她一個問題，在《對話》這樣一個平臺上，在我們關注商界精英和政治領袖的節目當中，你選擇韓寒作為嘉賓，作為這期節目的話題，你的出發點是什么？你想要探討的是什么？后來王利芬老師告訴我說，其實這個問題也深深的打動了她，她沒有想到說我在那個現場會把她還原成一個制片人的角色，來問她這個問題。我說其實很簡單，任何這種對話和交流，都是真才能夠稱其為一次對話，這個可能是對話本身也正在追求的一個理念。
我之所以遲遲不愿意來北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北京是一個太過于大的平臺。而且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不僅僅是陌生的工作伙伴，甚至都包括陌生的工作流程。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當中，很難有一個很好的發揮的，就你的動作可能都會走樣，都會變形。我不希望自己在這樣一個平臺上，有這樣一個令我自己都很不滿意的表現。所以一開始我也特別不愿意來，其實心里是有一種抵觸，有一種擔心，也有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多少來自于人們對北漂的一種傳播。
主持人李非凡：您當時也算北漂嗎？
陳偉鴻：我覺得至少像咱們單槍匹馬來到北京的人，都應該算得上是北漂，只是北漂以后的狀態可能不太一樣。我至今很慶幸的是，我最幸福的一點就是我當年沒有去租過什么地下室，或者吃不飽飯。所以有一次在北京臺，春泥主持的一檔節目里，她說你是貴族式的北漂，我說貴族稱不上，舒適型的北漂可能還稱得上。這個是當時我一直就是很介意的一個地方，其實我當時對來北京最大的擔心是，我來了北京能做什么，我能做到什么樣一個程度，這多少也說明可能我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不是一個特別善于拓展的人。
主持人李非凡：那你覺得你現在做出來的成就，達到了您當時的預期的目標嗎？
陳偉鴻：我是一個知足常樂的人，說實話，今天這樣一些成績，可能都是當初我沒有想過的，我只是想到說我能不能在這個平臺上有一些更好的發展。因為確實經過了三年的這個廈門和北京兩邊的穿梭和飛行，我會漸漸清晰的一點是，北京這個舞臺可能要比廈門大很大，雖然它的水要比廈門深很多，但與此同時你在央視的這個平臺上，你的成長的條件，你能夠遇到的這些嘉賓，可能是你在地方平臺上很難遇到的，所以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得到的歷練也許會更大、更多一些，所以就是做了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我就決定來了。
主持人李非凡：那您還記得當時第一次做《對話》節目的心情和當時播出的狀態嗎？
陳偉鴻：其實我現在不太敢看十年前自己的節目，青澀不說，就是內心的緊張其實我還是可以從自己的表情中讀出來的。這種緊張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是你即將在央視，而且是在央視如日中天的一檔節目，這個心理壓力是不言而喻的。你會擔心自己做不好，你會擔心你完不成同伴們的這些寄托，每一期節目其實我們都做了大量的策劃，大量的準備，我不希望他們所有的這些準備，最后砸在你準備不充分之上，或者是你發揮失常之上，這種也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種心理壓力，這種壓力一開始確實很大，讓我都覺得有一些無法釋放我原來的主持的感覺，那后來其實一次兩次下來之后，慢慢熟悉了環境，熟悉了團隊，熟悉了工作的模式，也放下這一切負擔。我覺得放下負擔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那一刻，該怎么樣你就怎么樣，其實它遠比你之前你希望的更好，來的更讓人有驚喜。
主持人李非凡：不論從您的十幾年的《對話》欄目的主持風格，還是做公益，還是剛才您跟我回顧了一下您當時一路從廈門到北京的人生境遇和路程，給您最后一個定義，真，一個字，您覺得這個字能概括陳偉鴻目前為止的公益生涯和媒體生涯嗎？
陳偉鴻：我特別感謝你給我提示了這樣一個字，我喜歡這個真字，我希望自己的人是一個很真的人，我希望我做的事是一個很真的事，我也希望這份真能夠更大的范圍當中，被大家所認知，讓所有人都有一顆真心來面對對方。我也愿意更多的人從這個真當中體會到更多的美。因為真誠是我們彼此溝通的一個基礎，而更多的真會讓這個社會，讓這個時代擁有更多前進的力量，擁有更多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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