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市非機動車和摩托車管理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引起熱議。《條例》對非機動車和摩托車首次做出“禁售”“禁油”“禁行”“禁停”“禁坐”等規定。對此，當地部分依賴電動自行車生活、工作的人群明確表示反對，甚至有快遞員稱如果“禁電”將立刻辭職。
“禁止電動自行車”，廣州不是第一次提。早在2006年11月，廣州就曾“禁電”，引起社會強烈反彈，連電動自行車行業協會也發聲表示反對“簡單封殺”。結果是既沒禁止，也沒放行，就這么拖著，一直拖到了今天。如果說當時的條件不成熟，8年后的今天，封殺電動自行車的時機就到了嗎？
暫且不說法理上有無漏洞，僅從公眾權利、民生與城市交通層面，簡單封殺電動自行車就難以服眾。道路資源是城市公共資源，應該滿足不同層次群眾的出行需求，私家車可以使用，摩托車、電動車、自行車、行人都應該分得一定的路權，這才算公平合理。早在1998年3月，廣州就全面停止核發市區（舊8區）摩托車號牌，16年時間將摩托車全面禁住了，自行車道卻嚴重不足，根本不能滿足市民的出行需求，眼下電動自行車又要禁止，將再度剝奪中低收入群體使用道路資源的權利，并將這些權利讓給高收入群體，這豈不是變相“劫貧濟富”？再者，一旦“五禁”，那些電動自行車要怎么處理？誰來補償車主的損失？財產權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電動自行車不是一種簡單的代步工具，它早已深深滲透到一些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商業活動中，如快遞、飲用水、瓶裝煤氣、大米、報紙、函件等等送貨上門。電動自行車不僅能夠保障市民生活便利，也讓市民享受到“高性價比”的生活。一旦封殺電動自行車，許多行業成本隨之增加，不僅對行業發展有影響，市民支出也會水漲船高。
此外，封殺電動自行車只會讓城市交通擁堵雪上加霜。廣州城市之堵有目共睹，每到交通繁忙時段，東風路、中山路、黃埔大道、廣州大道等各大主干道無一例外。這一方面拜城市發展、市民收入增加所賜，另一方面則是此前“禁摩”的結果——摩托車不能上牌，市民只能買小車。近年來，廣州私家車數量增速驚人，最后不得不實行限牌上路。此次封殺電動自行車，同樣會產生擠出效應、替代效應。這樣一來，城市交通壓力會更大，擁堵將更厲害，到時再漲停車費恐怕也無濟于事。這是城市管理者愿意看到的嗎？而橫向比較，國內許多大城市都沒明文禁止電動自行車，廣州又何必“相煎太急”？
政府公共決策當以人為本。這個“人”，不單指少數富人，更有廣大中低收入人群。簡單封殺電動自行車不能讓人信服，以行政手段強迫單方付出代價并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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