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文化源于“兩希文明”，即古代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宗教。
希臘文化是海的產兒，其源頭是愛琴海東岸的小亞細亞，那時人們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以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規律。隨著希臘哲學的中心從小亞細亞移至雅典，希臘人也走出了早期的自然哲學，建立了更成熟完備的哲學體系。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我們可以看到，大致說來，希臘哲學家面向的是自然與社會背后的實在，目的是認識這一實在以獲得真理，方法主要是概念的界定、邏輯的分析與推論。在他們眼里，人生的目的是過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或對善的追求又都依靠理智的認知來實現。這是一種理性主義或“唯智主義”的哲學，當然也是一種理智主義的生活之路。
西方文化的另一個源頭希伯來宗教則大異其趣。希伯來宗教誕生在地中海的另一側，與北岸的希臘遙遙相對。但是，希伯來文化則幾乎與海洋無緣。希伯來宗教的發祥地是現在屬于埃及的西奈半島，那里至今仍然是荒山沙漠。希伯來宗教是荒山沙漠的產物，是絕望的以色列群體的希望的表達。希伯來圣經相信超越的人格神“雅威”的存在，認為他創造了世界和人類，決定著社會歷史的進程。上帝從萬民中挑選出以色列人，賜予“十誡”為核心的律法，使之成為一個“神圣的民族”。對于古代以色列人和猶太人，人生的目的就是侍奉上帝，其方式是通過獻祭或祈禱與上帝交流，通過嚴格遵行律法的行為而成為虔誠的“義人”。
顯而易見，作為海洋產兒的希臘哲學開辟的是“理性-認知-理智的生活”這樣一種理性主義的認知方式和生活之路；而作為沙漠文化重要內容的希伯來宗教則奠定了“信仰-神啟（律法）-虔敬的生活”這樣一條信仰型的得道方式和生活之路。前者的出發點是人的理性，歸宿是合理性的生活，借以實現的途徑是理性的認知；理性貫穿在整個過程之中。后者的出發點是對神的信仰，歸宿是虔敬信神的生活，實現的途徑是遵行神啟的律法；對上帝的信仰貫穿于整個過程之中。正如哲學家無需刻意證明人的理性存在及其功能，希伯來的先知也不必論證上帝的存在。換言之，理性和上帝都是作為不證自明的預設包含在各自的系統中的。
公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并推行希臘文化，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宗教第一次相遇。公元之初，耶穌及其門徒創立了基督教，后經保羅等使徒對外邦人的宣教而弘揚光大。至中世紀，基督教在歐洲一統天下。大致說來，基督教是從猶太教發展而來并借助希臘哲學理論化、體系化的宗教，是希伯來的上帝信仰和神圣生活取向與希臘理性主義思辨綜合后的結果。換言之，雖然基督教中包含了希臘理性哲學的因素，但其主旨仍然是希伯來宗教的，因為對神的信仰、神的恩典、神圣的愛、神圣的生活的追求是得自希伯來宗教的。人們常說，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那里，“哲學是神學的婢女”。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近現代西方文化，大致包含兩個組成部分：理性主義和猶太-基督宗教信仰?；仡櫧F代世界史，我們可發現，雖然歐洲諸國在殖民化的過程中與其他文化相遇并碰撞，但歐洲文化——后來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居于強勢地位，是它強力影響了其他的弱勢文化，如非洲文化、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事實上，迄今為止，尚未有一異質的外來文化真正浸入現代歐美世界，而融合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那里，源于希伯來圣經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源于希臘哲學的理性主義精神和生活態度，依然并駕齊驅于同一空間和時間之中。
應該說，近現代西方文化是一個整體，它源于古代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宗教，這兩種傳統猶如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陰陽概念，既有聯系又彼此有別地共存于一個文化體中，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性和信仰、認知與啟示、哲學與宗教依然作為兩個領域而存在，并未“融合”為一。這兩部分得以并存的根源是隱藏其后的人性固有且并存的理性和信仰這兩種能力，二者因性質和功能不同而并行不悖。理性與信仰相互限制，使得彼此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平衡，不致一方過于強勢而完全壓倒另一方，彰顯了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自我調適和完善能力。按照利奧·斯特勞斯的意思是：西方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恰好在于雅典和耶路撒冷兩種因素的共在和張力。
二、在對西方文化做了上述梳理之后，下面試圖回答本文開始提到的西方文化有無生命力和生命力何在的問題。
要判斷某一種文化有無生命力，需要一個衡量的標準。將卡西爾關于人與文化關系的思想和馬斯洛的需要理論綜合起來，我們即可得到一個衡量文化的標準。顯而易見，既然文化乃是人創造的符號，其作用在于服務或滿足人——個體和群體——的需要，那么，滿足人的需要的廣度、強度以及平衡度，就可以作為衡量某一文化生命力大小的標準。換言之，如果某一種文化能夠同時滿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而另一種文化則只能滿足較少方面的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一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的基本需要，而另一種文化只在較小程度上滿足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的某些需要，而忽略甚至壓抑了其他大部分需要，即需要的滿足程度缺乏必要的平衡，那么，這種文化在整體上就是缺少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說是畸形的、反人性的。
以這樣一個標準，我們首先來看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人的生理需要，即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眾所周知，希臘理性主義哲學在近現代的歐美國家發揚光大并衍生出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引發了工業革命和信息化，創造出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以及世界任何別的地方都無可比擬的物質財富，從而極大地滿足了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歸根到底，這是雅典或理性主義的巨大成功，也是現代西方文化最輝煌的一面。雖然西方不止一次爆發過經濟、金融危機，但從總體上看，西方在科學技術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物質生產領域領先于世界是一個事實。
其次，從人的安全需要衡量西方文化。在西方，大多數歐美國家的居民擁有醫療保險、養老金和社會保障制度，職業和收入比較穩定；社會綜合治理比較周密，保證了大致良好的治安和秩序，從總體上看，社會和政治安全度較高。誠然，西方世界較高的安全感得益于相對穩定的市場經濟、社會保障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支撐這些制度的主要是理性主義的哲學、經濟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同時，宗教信仰，尤其是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觀仍然發揮著塑造人格和道德約束的作用，也成為提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再次，從歸屬和愛的需要方面看現代西方文化。理性的邏輯思維、功利主義倫理和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哲學，雖然在西方社會語境中有其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現代西方文化中冷漠無情的一面。同時，伴隨著世俗化的進程，多數歐洲人已經離開了傳統教會，因而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宗教歸屬感和教友間的關愛。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大量存在的獨身者和單身家庭、日漸龐大的孤獨老年群體也可以說是理性主義哲學和宗教世俗化的負面效應與代價。
第四，從尊重的需要判斷西方文化。尊重在這里分為自尊自重和為他人所尊重兩個方面。源于希伯來的猶太-基督教傳統向來提倡在上帝面前人的平等和尊嚴，這一基本精神被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法學和人道主義倫理學所繼承并弘揚光大。盡管在社會現實中存在弱勢群體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工作機會不平等、種族歧視之類的現象，但從整體上看，由于西方宗教與世俗的價值觀皆強調對他人的尊重，所以在這一方面，現代西方文化仍然有其優勢，至少不處于劣勢。
第五，從自我實現的需要評判西方文化。所謂自我實現，主要是指人的主體潛能和期望值的實現，用尼采的話說就是“成為你自己”。事業上的宏圖大志、崇高的宗教或道德理想、科學家的癡迷精神、天才藝術家的執著，諸如此類需要的實現會讓當事人獲得一種被稱為“高峰體驗”的莫大滿足感。那些在人類生活各個領域中的出類拔萃者，都屬于自我實現了的人。雖然這類人自我價值的實現首先有賴于自身的內在動機和潛能，但毫無疑問，其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制度、人際關系、文化氛圍等外部條件也是必需的。現代西方比較完備的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先進的教育制度使多數西方人得以健康成長，素質和能力得以正常地培養和開發。同時，穩定的社會秩序以及經濟和政治制度，也為個人能力的發揮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從而讓那些具有非凡才智和創造力的人得以施展，成就卓越的人格或事業。一批批、一代代科學與思想文化巨匠的涌現，從一個側面彰顯了西方文化的生命力。
三、在現代西方世界，人在物質生活資料、安全感、自尊和對他人的尊重、自我實現等諸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較好的滿足，其滿足的范圍和廣度是較全面的，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程度相對較高。從文化的深層看，這些需要的滿足一方面得益于理性主義在現代西方的空前繁榮和由之派生的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相對穩定有效的經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與猶太-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價值觀發揮的正面作用有內在關聯。雅典的理性—認知—理智生活這一學統和耶路撒冷的信仰—啟示—神圣生活這一道統在西方實際上相輔相成，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補充，是西方文化具有生機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上述需要得以較大滿足的內在根據。愛因斯坦說過：“科學而無宗教則跛，宗教而無科學則盲。”在西方，理性主義及其科學形態恰好與宗教信仰共存于統一的西方文化體系之中，起到了互為補益的作用，從而避免了可能的科學之“跛”與宗教之“盲”。
當然，在現代西方文化中，信仰與理性并非總是處在理想的平衡狀態。二戰以來，高度發展的科技和宗教的世俗化，造成了物質欲望的膨脹、道德信念的相對式微，以及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傲慢自大，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雅典與耶路撒冷的平衡。這也是西方人在歸屬感和關愛方面相對貧乏的原因。幸運的是，現代西方文化中理性主義和宗教信仰兩大基本要素的共在，產生出了一種糾錯機制。就是說，當這兩大因素喪失了平衡而變得一方獨大時，另一方會毫不留情地對其展開批判和抨擊。這樣一來，另一方就不得不放慢腳步，進而逐漸恢復常態。由于這樣的“糾錯機制”的存在，即雅典理性因素與希伯來宗教信仰的相互限制與相互補充，造就了一種處于動態平衡、相對自足的現代西方文化，從而較充分、較恰當地滿足了人的多層次需要。因此，盡管現代西方文化遠非完美，但它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這里說西方文化仍然具有自足性和生命力，無意貶低非西方文化的地位和價值。本文的主旨在于，我們應該尋求一種比較可靠、公允的標準，去衡量西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然后再回答西方文化是否正在或已經沒落，而某一別的文化，能否在可見的未來取而代之，成為在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文化這一問題。
作者系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