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北京未來必將承擔更多的類似使命，如何在會議保障與市民便利之間尋求一種最佳狀態，并不容易。在限行過程中，相關管理部門有必要保持高度的敏感，不僅要立足于解決當下出現的諸多問題，比如市民出行難、交通違法行為增多等等，更要以科學的態度收集治堵、治霾等方面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破解，獲得一些平時不可能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并形成可資借鑒的制度規定。
從今天開始至11月12日，北京市正式進入APEC時間，全市行政區域內道路將實行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在此期間每天3時至24時，按車牌尾號單號單日行駛、雙號雙日行駛。
公允地講，北京市此次宣布單雙號限行，并不顯得突兀，而是在此前經歷了比較充分的政策鋪墊。無論是調休放假，還是APEC預熱，抑或是與周邊地區實現交通聯動，均是在不斷釋放相關信號，引發公眾關注。可以說，與此前有的城市突然宣布汽車限購、從而引發民眾搶購的極端做法相比，北京市的限行充分考慮了民眾的承受能力，做到了事先的不斷減壓。
城市治理的一次“奢侈”嘗試
不僅如此，發布限行通告的同時，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也同步發表《致首都市民的一封信》，以平等的姿態懇請市民對APEC期間單雙號限行帶來的不便予以理解和支持，并特別希望北京市民和以往歷次重大活動時一樣，表現出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相信這樣的平等溝通，并援引此前成功先例的做法，深諳民眾心理，最大程度地引發共鳴，消除歧見。
當然，從尾號輪換限行一下子躍升為單雙號限行，民眾出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盡管交通部門在限行期間加強了公交運力配備，其中，11月7日至11月12日還調休放假6天，但是，全市范圍內的單雙號限行，仍有可能對城市的正常運轉產生一定影響。對此，公眾出現一些不適應、甚至發出一些抱怨的聲音，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不過，不妨換一個視角看待北京的單雙號限行。一個城市的公共治理關乎每一個市民，為什么一定要將公共政策與民眾利益對立起來呢？一方面，單雙號限行的主要旨歸，固然是為了減輕霧霾、緩解擁堵，以保障APEC會議能夠圓滿舉行；另一方面，卻也可以將其視為城市治理的一次“奢侈”嘗試，通過這樣一次全民總動員式的全城行動，探索一下限行對于未來城市的意義與效果。
其一，在限行過程中，相關管理部門有必要保持高度的敏感，不僅要立足于解決當下出現的諸多問題，比如市民出行難、交通違法行為增多等等，更要以科學的態度收集治堵、治霾等方面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破解，獲得一些平時不可能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并形成可資借鑒的制度規定。
此外，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北京未來必將承擔更多的類似使命，如何在會議保障與市民便利之間尋求一種最佳狀態，并不容易。有必要從尋求改善全市交通狀況的高度出發，發現現有城市交通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總結出針對性的施治辦法，逐步完善。
擴大市民參與，實現良性互動
其二，管理者也應該進一步改變以往單向、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方式，擴大市民參與，與市民實現良性互動。市民的訴求可能是個人化的，但卻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將市民意見納入管理程序之中，不僅僅是一種便民之舉，更是彌補管理漏洞、拾遺補闕的積極舉措。同時，廣泛地問計于民、公眾參與，也會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減少抱怨和阻力。
每一次成功地舉辦重大活動，都離不開市民的主動參與，甚至是“不參與”，比如此次APEC會議，很多市民在緊急征集拼車。問題是，活動的成功除了市民的責任與奉獻之外，還應該有更為精準、完善、人性化的政策設定。
每一次活動都不能止于應急，而是應該有所總結，有所收益，比如，以單雙號限行為例，是不是可以在APEC會議之后，綜合有關各方的信息、數據、難題等，形成相關的評估報告？限行對于治理城市交通擁堵貢獻如何？對于削減揮之不去的霧霾效果如何？這樣的報告，必將對今后城市治理、大氣治理的科學化有所助益。
城市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每一項公共政策出臺的背后，既有著民意與政府意志的對立，也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從本質上講，若想避免對立，就應該摒棄習慣的簡單化管制思路，充分考慮民眾感受，不斷擴大公眾參與。譬如北京市此番單雙號限行，大可強調這一舉措中有關各方的合作而非對立的因素；要求政府部門公開、即時糾偏；鼓勵公民在這一過程中的主動參與，等等。
易言之，惟有將有關部門自上而下的限行通告與民眾的主動參與融合起來，則這一次的限號方可有望收取積極的功效。而這，正是建設透明政府、法治政府的出發點，也是歸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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