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出臺的《解釋》，對生產、銷售假藥罪不再設置入罪門檻，并以嚴肅的法治條文對7種制售假藥的時空范圍進行規范，這表明我們的公共健康安全至上理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從宏觀角度說，這是公共品質的升華和法治社會的進步。于微觀而言，這也是深得民心的立法條令。尤其將“生產、銷售以孕產婦、嬰幼兒、兒童或者危重病人為主要使用對象的假藥”排在首位，更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法治關懷，具有法治標本意義。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售假藥、劣藥等違法犯罪行為呈高發態勢。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由各地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捕制售假藥案就達1217件1569人；各地人民法院一審收案達2860件，其中一審結案2343件2783人均為有罪判決。這些制售假藥案件，不僅存在涉案金額大、人數多特點，且涉案的品種、種類繁多，從普通感冒藥、降壓藥的造假，到抗腫瘤類、心血管類的造假，令人觸目驚心。尤其關乎孕婦、兒童的血液制品、疫苗等救命藥的泛濫，更讓我們見識了什么叫道德良知的泯滅。
制售假藥者之所以如此猖獗，不是他們有三頭六臂，而是違法犯罪成本過低，缺乏好獵槍好獵手。《解釋》將“結果犯改為行為犯”，換言之就是“只要制售假藥，就是違法犯罪”，這就抽掉了入罪門檻。而隨著罪行的加重，必然會增強現實執法的可操作性和打假效果的可預見性，在客觀上必會逼使制售假藥者產生對法律的敬畏之心，從而實現了打擊違法分子囂張氣焰、懲罰犯罪的目的。
可以說，《解釋》這一法治文本，彰顯了國家懲罰制售假藥嚴重犯罪行為的決心，尤其對兒童和孕婦予以突出保護必將深得民心。但入罪“零門檻”，更要結果“零發生”。從以往執法經驗看，實體制售假藥相對好查，但網絡空間的制售假藥囿于產業鏈長、跨區域利益結盟等客觀原因，查處起來并不容易。來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的數字顯示，2013年，公安部門僅破獲互聯網制售假藥犯罪案值就達22億元。為歷年之最。顯然，如何才能不留執法盲區，特別是監管好虛擬網絡這個制售假藥“重災區”，更是一個現實問題。這不僅需要不同地方的司法、藥監、工商、網監等部門建立協同治理機制，更要有明確執法主體，有健全的究責制度跟進。畢竟，入罪門檻降低只是第一步，療效比廣告更重要，如何保證其執法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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