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一顆定時炸彈，我們家的娃娃和他年齡差不多大，現在都只有讓娃娃住校，如果回家來，萬一和他耍被接觸到或者被他咬一口，你說咋辦？這個娃娃太危險了。”一位村民說。
聯名信的方式很愚昧，將艾滋患兒比作定時炸彈的說法也很無知。他們有表達訴求的權利，但沒有侵害艾滋病兒童權益的權力，莫說驅離、不讓他上學，甚至不讓他坐公交車、用村里的水井也都是違法的。在同一片藍天下，不分膚色不分民族不論出身已經是社會共識，村民們意見再大也大不過法律賦予的神圣權利。與艾滋病兒童接觸，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是安全的，也都有比較充分的科學依據，村民們可以選擇不接受，但沒辦法跨越社會劃定的界線。動嘴可以，動粗就不行；表達意見可以，辱罵人就不行；發發牢騷可以，但提一些過分的要求就不行。
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都不會接受村民們的無理要求，但另一方面，不管是誰，也有選擇自己的朋友，有與一些人交好，與一些人老死不相往來的權力。法律不是萬能的，我們可以保障艾滋病兒童的權利，譴責對他們的歧視，但我們無法靠這些就能讓兒童免于傷害。
哪怕是叢林中的獅子也需要親情的慰藉，何況是一個8歲大的孩子，他需要從社會中得到關懷得到愛心，得到溫暖得到幫助。我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孩子在孤獨絕望中成長。這種冷漠無視甚至敵視的目光比直接動拳頭更能傷害他們的心。
社會對艾滋病兒童的偏見是客觀的存在，不是一年兩年就能消除的，一個艾滋病兒童的成長已經等不起這些空洞的說教。我相信，假以時日，哪怕在偏遠的山區，人們一樣也能不談艾色變；我也相信，隨著人們對艾滋病認識的加深，社會總有一天會消除恐慌的心理。但這需要時間，更需要長時間有效的科普宣傳，一個8歲的兒童有幾個童年，又有幾個十年。他們等不起春暖花開的那一天，他們中的很多人此生都要與孤獨絕望相伴，在歧視甚至敵視的目光中掙扎。
一個在絕望中成長起來的人才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而不在于他是誰，他得了什么病。心里沒了希望，飽讀詩書的人一樣會拿起行兇的武器；有社會責任感，一個艾滋病患者也一樣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艾滋病患者完全可以與人群平安相處，相反對一個正常人，誰也無法保證他會不會威脅到別人的安全。
培養一個人要付出代價，但毀掉一個人社會要付出的代價更大。社會需要文明的整體進步，更需要對這些兒童點對點、面對面式的幫助。不僅是給藥給錢，還要給幫助給溫暖，必須有人做他們成長之路上的精神導師。這是一件很專業的事情，來自陌生人的愛更能讓孩子學會安寧，化解對社會的敵視情緒。這種作用是孩子的親人取代不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譴責一群村民無知，把他們扣上冷漠無情的帽子于事無補，與其用高音喇叭去罵他們，不如回過頭來想想，我們能為艾滋患兒提供些什么。周圍的人歧視他，那我們是不是還有另一種力量來彌補這種缺失呢？
對艾滋病兒童而言，如果他無法選擇環境，至少可以選擇讓自己堅強，他可能無法避開那些討厭的目光，但他可以選擇讓自己活得從容一些淡定一些，而不是沉淪。對艾滋患兒而言，個人精神救助遠比空泛的道德許諾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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