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山基金會通過動員社區力量實現地區性的持續變革。圖為2011年，洛杉磯港口地區的兒童也加入到反動港口擴建的抗議中來
基金會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幫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圖為當地工人的一次游行倡議
5層樓高、60萬噸重，如果要移走如此龐大的一個碎石陣，任何人都不免要打起退堂鼓。然而，就是這樣一座大山，從1994年起就赫然出現在美國加州南部的亨廷頓公園(Huntington Park)中。碎石來自于當年洛杉磯北嶺(Northridge)地震中倒塌的高速公路，而堆積這座大山的公園則位于居民區，當地居民十余年來生活在這座大山帶給他們的漫天塵土中。出于刺激經濟的考慮，政府曾允許一家混凝土回收廠在這里“愚公移山”，但其效果可謂是杯水車薪。含沙的空氣造成的呼吸道疾病與環境的惡化讓居民叫苦連天，但由于這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的拉丁人群，他們的呼聲根本無法穿透這座大山。
直到“自由山基金會”(Liberty Hill Foundation)的介入，事情才開始出現轉機——這家位于洛杉磯的基金會毅然資助起這些毫無抗爭經驗的居民們。隨著活動聲勢的加大，這家基金會成功地組織起了集會抗議、環境研究，甚至策劃出了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實地參觀團，讓政府官員和媒體不得不聚焦到此事的解決方法上來。
2004年，在經過了長達十年的斡旋和對簿公堂，清理大山的工作終于開始了。此后，自由山基金會繼續支持當地的公民活動，并在2009年成功幫助居民阻止了一所電廠在附近社區的修建。
“美好環境社區”組織(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執行總監比爾·加列戈斯(Bill Gallegos)也曾在當地居民中從事協調工作，他認為這場圍繞大山的抗爭“看起來原本毫無勝算，然而就是基金會的作用帶來了最終的轉變”。
和大多數的基金會不同，“自由山”并不資助諸如兒童看管和社區診所類的社區服務。“帶來改變，不做慈善”——帶著這樣的工作信念，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是組織社區，目的是賦予人們影響公共政策的能力。
從1976年創建至今，基金會向外界提供了超過5000萬美元的資金。2012年一年，基金會向洛杉磯地區的365家組織提供了約310萬美元的資金，在這些組織中，既有剛剛起步的街道團體，也有歷史久遠的地方機構。如今，“自由山”的資金來源也多種多樣，眾多基金會、公司和富裕個人都是其資助方。
與其資助的受益方一樣，自由山基金會向來敢于打破常規，在提供資金以外，它也積極培訓社會團體領袖、組織大小會議與幫助促成社會合作。在許多其他基金會不愿觸及的社會熱點話題前，“自由山”經常挺身站在了最前線，也往往是第一個愿意提供資助的組織。
“自由山”的成功，尤其是在環境領域的成功，甚至激發了其他基金會的工作熱情。克雷斯吉基金會(Kresge Foundation)主席瑞普·拉普森(Rip Rapson)說，他們的項目官員在研究環境對于人類健康影響課題的時候，“自由山”先前的工作成為了他們的指南。為了設法降低洛杉磯港口地區的污染，“自由山”集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聯盟，這個聯盟的廣度讓拉普森印象深刻。也正因為這個聯盟的影響力之大，最終使得港口方與之達成協議，不再使用尾氣排放量高的貨車，并動用港口行政收費創建了一個信托基金，用于提升周邊低收入社區的生活質量。
如今，克雷斯吉基金會也出資維系“自由山”在洛杉磯地區的各項努力，并將“自由山”的策略模式作為模板應用于德克薩斯州的港口。“自由山基金會了解社區變革的復雜性和多方角色參與的重要性。”拉普森說，“他們關注的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他們在讓這些問題得到關注。”
讓民眾促成變革
盡管擁有威望和資金，自由山基金會并不希望自身被認作是社會變革的領頭人或制造者。按基金會官員的話說，他們的職責是搭建社區架構，使社區成員能夠在此之上實現話語權。
“讓社區居民了解公共政策與公共話題，并讓他們愿意致力于保障未來生存環境的工作，為自己，也為下一代——這是真正能實現持續性社會變革的作用。”基金會常規議題總監米歇爾·普理查德(Michele Prichard)說。
“自由山”相當看重公民參與，因此，他們的資助決定都是由社區成員和基金會捐贈者共同作出的?；饡膭撧k者認為，受社會不公影響最深的人最清楚社區癥結所在，并且也知道打通癥結的方式。在作出資助決定前，基金會也會走訪到每一個申請款項的社區，親自了解情況。
在資助以外，“自由山”還幫助社會組織進行能力建設。在基金會的“領導力學院”(Leadership Institute)，許多新社區的管理者來此學習發起倡議、募集資金和監督決策的要點。被資助方在這里相互結識，基金會也通過大大小小的會議讓他們相互合作。
安吉洛·洛根(Angelo Logan)于2001年創建了“東部環境公平社區”機構(East Yard Communiti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他將機構第一筆來自“自由山”的1900美元資助稱為“一切可能的種子”。洛根原本是一名航空制造廠的機械師，他十分憂慮鐵路沿線站場和運輸路線在他所住的洛杉磯東南部造成的污染，但他缺乏發動社區的經驗，感覺無從做起。
他說他通過“自由山”的項目得到了技能和信心。“與這些社區的領袖和倡議者們交流得越深，你就越不再感覺孤單，你將有信心投入你堅持的事業。”
在資助與提供培訓外，基金會也成為了眾多項目與合作的促成者。普理查德認為，相對于搬走一座又一座大山，“自由山”更愿意以聯合多方力量的方式帶來根本性的改變。1996年，基金會發起“洛杉磯環境健康與環境公正聯合機制”，這在其后來的環保之路上起到了扭轉局勢的作用。
2004年，該聯合機制贏得了關鍵一役——加州環保署承認并正視環境污染給低收入人群帶來的不公正負擔。從那之后，該聯合機制陸續說服了政策制定者在高速公路擴建方案中增添健康保證措施，并讓洛杉磯的公共汽車全部使用清潔的天然氣。
洛根將這些成功歸功于為環境問題奔走的所有群眾。“他們比自由山基金會要強大，比任何一個單獨的組織都要強大。”他說，“這是一場運動。”
最佳方案：持久戰
社區動員和政策性倡議經常會歷時數年。“自由山”也充分認識到，社會變革需要時間來醞釀，因此，他們的策略是投入“耐心資本”。與許多基金會都不同，“自由山”從不限定資助單一機構的次數。任何機構都可以重復申請資金，只要他們在不斷取得進步。
普理查德認為這種長期的承諾有助于緩和社區工作的壓力。比如說，許多政策倡導者通常希望盡快推動某項談判的進程，以至于所涉及的社區管理方并未來得及讓更多的居民參與進來。但有了“自由山”的長期性資助，這種急于取得進展的壓力被大大減少。“任何合作都需要時間。”普理查德說，“社區機構需要取得居民的信任和理解。”
洛杉磯主管環境的副市長羅梅爾·帕斯夸爾(Romel Pascual)說，“自由山”的長遠眼光和源于社區的根基有助于政策的制定。2005年，在安東尼奧·維拉萊格薩(Antonio Villaraigosa)就任洛杉磯市長后，曾和政府職員一道與“自由山”商議經濟增長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了對環境保護的考慮。
“我們需要確保駛向正確的方向。”帕斯夸爾說，“他們（基金會）對第一線有充分了解，知道社區內亟待解決的問題，清楚哪些是必要的參與方。”在自由山基金會的力爭下，洛杉磯最終迎來了“綠色經濟”的大方向。目前，洛杉磯正聯合眾多社區機構，設立優惠政策，吸引綠色企業進駐低收入社區，并加大力度投放防治污染的舉措。
普理查德認為這一政策顯示了洛杉磯地區環境公正運動取得的深刻進步。“過去，我們否決了別人的一個又一個方案，現在，我們自己提出了綠色經濟方案。”她說，“這是全新的發展階段。”
在亨廷頓，在這座居民起初不惜一切代價抵抗碎石山的公園內，面貌已然發生了改變。社區居民正與政府和環保署共同努力，將荒地改造成商業區與居民區。原本大山所在的位置，一所嶄新的學校已經拔地而起。這所高中以原本正對大山的一家人命名，琳達·埃斯佩蘭薩·馬奎斯中學。“這所學校是向我們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致敬。”普理查德說，“當他們的手握在一起，那些原本構成威脅的事物也能變成希望。”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