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們再一次為愛沖鋒!干掉一萬罐紅糖!”
1月8日晚,鄧飛同時在微信、微博吹響了集結號。在云南省的邊陲城市鎮康,雷電交加,大雨瓢潑。鄧飛和他的團隊正忙著賣紅糖。前一天,他在當地參與了砍收甘蔗。經過榨汁、過濾、煮汁……很快,e農品牌的古法釀制紅糖就進入銷售狀態。他設定了當晚銷售一萬罐紅糖的目標,不到半小時,賣出4000多罐。當晚, 目標順利實現。
(一)
“我們現在建立了一個模型,帶著幾百名網友到鄉村去,一起在互聯網上傳播、展示優質農產品,再通過微博微信賣掉,這撥人就是‘核武器’,持續裂變,所以我們可以一夜之間賣掉一萬罐紅糖。”在接受《中國慈善家》記者采訪的過程中,鄧飛總是會把話題繞回包括紅糖在內的農產品銷售上。
他說,他在進行戰略轉型,從幫助孩子到幫助孩子的父母。
2011年起,鄧飛先后發起“免費午餐”、“大病醫保”等公益項目,探索解決困厄鄉村兒童的系列難題。他和他發起的公益項目聲譽日隆,拿到中國幾乎所有公益獎項,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兩次親自為他頒獎。但是,每天近20萬元的輸血式投入讓他感受壓力,正如經濟學家許小年對他所說:“你不能只是這邊伸手要錢,那邊送錢。自己造血,也要讓鄉村自我造血。”而且,對于6100萬留守兒童來說,任何公益援助都無法取代父母的愛與陪伴。
為解決貧困鄉村的自我造血問題,鄧飛再一次選擇了聯合作戰。不同的是,他這次聯合了他就讀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0多名校友一起發起了社會企業“e農計劃”,他們共同出資成立非公募基金會,由基金會投資若干商業公司運作鄉村的優質資源,所產生的盈利不分紅而是返回基金會用于其他公益項目。“我這次聯合了很多工商界人士,因為商業的事還是得由企業家來做。他們有嚴密的組織、有商業運作的經驗和大量的資源,還是主流消費人群。沒有他們,我不敢動鄉村經濟發展的主意。”
鄧飛做公益的那些縣,窮了幾千年,“有人說能想的辦法,早就有人想了。”但他還是找到了突破。那些貧困縣因為邊遠封閉,保護了原生態,擁有城市居民期望的潔凈水、空氣、食材和優美環境,而互聯網和物流的發達使得原生態的農產品不再遙不可及。同時,以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吸引人力和其他資源回流—“幫農產出村,讓爸爸回家”,鄧飛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城市化制度性抽空鄉村人財物的問題。
(二)
“e農計劃”最早的受益者是云南大山中一位名叫四宏的孩子,他身患先天性心臟病,在11歲時體重僅相當于5歲兒童,卻面臨著父親出走、母親改嫁的境遇,只剩爺爺和家中一棵核桃樹可以依靠。
2013年,大病醫保團隊救助了四宏,通過“e農計劃”銷售出去的核桃所得也讓祖孫有了穩定的生活。后來成為“e農計劃”發起人的消費者湯浩意外地發現,核桃讓他和一個孩子、一個家庭有了情誼。
此前,鄧飛將主要精力用于盤活中歐校友的資源來運作“e農計劃”,但現在,他把注意力重新放到微博微信上。“我最大的優勢是那些信任我們、曾經跟我們一起幫助過孩子的一百多萬捐贈人和志愿者,他們對孩子、對家庭有更強烈的情感共鳴。我的朋友告訴我不要丟了最重要的東西,那些用幾塊錢幾塊錢支持我的人才是根本。”
所以,鄧飛開始和大家談心。與“免費午餐”等靠捐款為繼的公益項目不同,“e農計劃”倡導“購買就是做公益,消費也能幫孩子”的理念,孩子家庭收入增加了,孩子的困境就可以緩解,逐漸實現公益資金募集的可持續化。
(三)
在未來幾年,作為“e農計劃”理事長的鄧飛將更專注做一件事—想方設法擴大農產品銷售,千方百計幫農民創收。媒體、公益出身的他模仿起了淘寶賣家—爆款,依托電商平臺及其產生的大數據分析,每個月集中力量主打一款貼牌“e農春天”的農產品。“我們只能夠去打這種突襲,我們不能打陣地戰,創新才能活下去。”因為對于以“燒錢”著稱的電商行業,“e農計劃”不到300萬元的投資顯得捉襟見肘。
“e農計劃”副理事長周勇介紹說,“e農計劃”初步集中在三個步驟上:首先篩選優質、特色的農產品,再送至專業的機構檢測,經過原生態等理念設計包裝后在淘寶、微信等平臺上銷售出去。許小年認為,電商模式破除的多重中間環節為農民留下更多利潤,是眼下城鄉最大的經濟機會。
要突襲,就要輕快靈活。出于節約成本和專業分工的考慮,鄧飛將物流、設計甚至客服等流程全部外包,將有限的資源全部集中到品牌建設和品控環節。他說,“免費午餐”的生命線是信息透明,“e農計劃”的生命線是食品安全。所有進入e農銷售平臺的農產品除了要提交合法的質檢報告外,還需經過“e農計劃”委托的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說到這里,鄧飛一本正經地對記者說:“山里的人窮得都沒有錢買農藥,但做大了,就可能有變化,檢測要做到前面去。”
在鄧飛的設想中,“e農計劃”將來會形成一個生態圈,不僅有旅游、食品、養老院,還可以推動傳統文化項目。公益組織也將被邀請駐村培訓農民如何決策開會、選舉帶頭人,形成一套模式后再復制推廣,最終完成戰略包抄—鄉村再造。
當記者問及這個設想是否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時,鄧飛說他只是個“播種的人”,而不是“火車頭”,并且在選擇項目時堅持兩條標準:是否合乎自己再造鄉村的夢想,是否合乎自己的能力。他說“e農計劃”的理事會下設多個專業委員會,投資、運營都有專業人士負責,所有的設想和運作都圍繞提升鄉村經濟展開,而他就是一心一意先把銷售做扎實。“我不著急,先抓住切口。我千方百計把銷售問題解決了,就會引導生產,生產上來后整個鄉村的組織形態、結構全部要發生改變。我們再一次對中國鄉村再造牽一次‘牛鼻子’。”為了保證全力以赴,鄧飛甚至提前完成了對“免費午餐”等公益項目的“去鄧飛化”民主改造。他退出管委會,建立志愿者自治與分權制衡,以便抽出身來推動“e農計劃”。
鄧飛說,“e農計劃”是他迄今以來最艱難的一次嘗試,“正面挑戰的是中國社會最深層最復雜的問題。”
他能贏嗎?他說,他不知道,但他在做一件他認為有價值的事。“幫農產出村,讓爸爸回家,支持中國鄉村自我造血,有尊嚴可持續發展。”這個來自湖南鄉村的男子說他“愿意為之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