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衡水中學，公共輿論近年來明顯分成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痛斥衡水中學為“人間煉獄”，認為其“準軍事化”的管理模式是對學生身心的嚴重摧殘；另一種觀點則盛贊衡水中學“嚴師出高徒”，幫助眾多學子實現了人生理想。這場“口水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持續多年仍沒有分出勝負。在此情形之下，在依法治國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筆者以為不如停止爭論，轉而從法律角度對諸如衡水中學之類的“超級中學”教學活動的合法性進行一番審視，或許更有意義。
應當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20年以來，我國教育立法成果頗豐，《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一批涉及教育的法律法規頒布施行，對于規范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行為、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但是，受我國教育“管辦評”一體化的影響，教育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以衡水中學為例，其被公眾熱議的一些教育教學行為，如“超級大班”、跨區域招生、學生課業負擔太重等，不只是違背了教育規律，而且已經涉嫌違法違規。
以“超級大班”為例，由教育部、住建部、國家發改委頒布，2002年7月1日開始施行的《城市普通中小學校校舍建設標準》、《農村普通中小學校建設標準》規定：高級中學的最大辦學規模是36班、每班50人共1800人。2012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十二五”期間加強學校基本建設規劃的意見》，雖然將普通高中的辦學規模調整為“原則上不超過3000人”，但現在一些動輒“萬人同校、百人同班”的“超級中學”，無論是辦學規模還是班額，顯然都遠遠超出了規定。
令人憂慮的是，對于“超級中學”的一些違規、違法辦學行為，有的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不僅沒有嚴格執法、制止糾正，反而當成自己“管理有方”的教育政績津津樂道、大肆宣揚。據《人民日報》2013年7月18日報道，衡水中學在擴建時，當地政府就曾要求“涉及到哪個部門、哪個單位，都要盡職盡責，密切配合。要在全市各級的共同努力下，把衡水中學的建設推上一個新臺階，把衡水中學打造成衡水對外開放的亮麗窗口。”殊不知，每一個諸如衡水中學的“亮麗窗口”，都是以犧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為代價。
近些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超級中學”，實質上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結果，是依法治教的反面教材。依法治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之一，杜絕這樣的反面教材，需要教育執法“不講情面”、“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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