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脆弱性、社會依賴性
與公益慈善的內在聯系
人需要經過十月懷胎而生。在十月懷胎的過程中，胎兒的存活率非常低。在漫長的哺乳期和成長期，孩子在18歲成年之前，都非常脆弱。人類以前的死亡率非常高，在兩三百年以前，人類的平均壽命在四十歲左右。換句話說，十七八歲才有獨立存活的能力，但是很快，再過二三十歲就接近死亡了，死亡對于人類來說是非常頻繁的。人類沒有鋒利的爪牙，也沒有厚實的皮毛，人的奔跑能力、抗凍抗熱能力很差，攀爬能力也不強。人類保護自我的能力很弱，人在動物界里面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就人類個體來說，從出生到存活，平安走完生命的全程，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人是脆弱的。脆弱是人類個體最本質的特征。
因為人類個體具有脆弱性，所以產生了對社會嚴重的依賴。例如，孕育期對母親的依賴，成長期對家庭的依賴，成人期對社會組織的依賴，老年期對社會和家庭的依賴。這種依賴性決定了人類只能是社會性動物。
人類是不可能以個體單獨生存的動物，而是群體動物。這就是人的群體特征。人類想要依賴社會，同時又想從社會中獨立出來，這種矛盾的想法會讓人在一生的奮斗歷程中形成追求自由與受到限制的搏斗，也構成了人作為主體沖突的主旋律。
人類的依賴性導致人類相互之間頻繁的聯系。如果沒有聯系，人類會感覺到孤獨。人類是需要有聯系的，在相互聯系的過程中，人類因此獲得自信心和膽量，能夠應對外面復雜的環境。最重要的是，人還是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認可。換句話說，人對自身價值的定義，經常不是從自己出發的，往往是別人怎么看我，從他人的評價當中獲得自信、自尊以及存活的價值。
因此，人類需要社會的評價機制和教育。這種機制和教育開始孕育獨立人格，對行為的約束，從而生成個人的社會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人在他人的社會定義中，學會如何看待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個旋律推動了整個社會組織化的發育。
人與動物的不同即是人在這個社會與個人的沖突過程中一點點演化而來。因為人在年幼和年老的時候所產生的無助感，在社會認同當中發育出一種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就是同情心。同情心就是來源于人類個體需要他人關照，會對別人身處的苦難感同身受。按照孔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說，人類用自身年幼和年老期間所感覺到的無助，來推斷他人，同時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這就是人類普遍的同情和悲憫，也就是慈善的根源。慈善的根源就是來源于人類的脆弱性和依賴性，從而產生人類對德行和價值判斷的需求。因此，人類的慈善和公益的公共精神，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形成的。公益和慈善并不是因為我們強大而產生，而是因為我們弱小、有依賴性、有社會依賴需求而產生。這樣的需求是經過了漫長的時間培養的。這一生命主旋律推動人的自我認知與反思，從而推動了同情、悲憫，最終是慈善與公益的公共精神或社會德性的形成。
人類的歷史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伴隨著殘酷殺戮的，第二部分是伴隨著公益慈善的。殺戳體現的是相互定義不認可的一面，公益慈善體現的是人的同情和悲憫的一面。盧梭有一句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枷鎖指的是人始終逃脫不了這種社會定義導致的對自由的局限性。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00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東西方國家都不同程度鍥而不舍地同利己主義作斗爭，認為人不能完全為了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通過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催生利他的社會同情心和善行，就是想推動人類公共精神的形成。
人類的同情心和善行并不是一天就誕生的，有文字記載至少有2700年的歷史。讀遍東西方的各種著作，注重欲望、物質和現世財富的利己主義，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從未得到普遍的哲學和宗教認同，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贊同利己，進行歌頌。這是人類的個體認識和群體認識試圖在哲學和宗教中進行的協調與和解。三大世界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道、儒，和無數的地區性宗教，數千年來都為此而戰，目標都是限制人的利己主義一面，提倡公共精神、悲憫和同情心。
但是，到了近現代的時候，基于個人主義的經濟市場化，則從社會群體行動上推動了公益市場化的探索。之前的2700年的探索，基本上是在精神層面上，人要有悲憫、同情心，對苦難要給予關注。但那個時候總體上對個人主義是抑制的，是理性主義的。到了近現代的時候，通過文藝復興與經驗主義哲學推動，個人主義在這個時代得到特別的強調，個人主義與公共利益呈現出完全的對立沖突，而正是這種大規模沖突，推動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益”發育。
二、近現代基于個人主義的經濟市場化推動的
公益市場化探索
英國的洛克在笛卡爾基礎上通過著名的經驗主義為現代文明找到動力源，為超越家庭的個人自由主義奠基，為現世個體欲望及現世體驗的合理性建立哲學基礎。
英國哲學家洛克對現代社會的影響相當之大，因為他的經驗主義哲學奠定了我們現在的個人主義基礎。理性主義自古希臘開始統馭西方思想近兩千年，理性主義發問什么是真正的存在，什么是終極的存在。真正和終極的存在不是我們肉眼所看到的東西，我們肉眼看到的東西只不過是種種形式的東西，都會形成過眼云煙，并不是真正的實存和真理。那時所有的哲學都在探討什么是終極真理，因此我們要追求那些藏在現象之后的存在和真理。這就是理性主義。但我們要追尋的那個看得見的事情背后的看不見的存在和終極真理是什么呢?基督教的最高存在和終極真理是上帝，佛教認為最高的存在和真理就是佛陀和空。但是，洛克的經驗主義告訴我們，除了最高實存與終極真理，還存在很多次級真理，如現代科學實驗和我們的經驗揭示的定理，因此除了遵從終極真理之外，我們也要注重人的現世體驗，這兩個方面的真理不能全然對立，不能說沒有看見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看見的東西就一定是不好的。
經驗主義是相對于理性主義提出來的。在哲學上，他為現代個人利己主義找到了一個哲學基礎與動力源，也就是說從洛克開始，奠定了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在這以前，人類注重家庭，對個人的感受是很少注重的。從洛克開始，把個人從家庭里分離出來。如果沒有對個體經驗最大程度的重視，所有的現世東西都不值得重視，那就很難有現代個人主義的立足之地。這看起來差別很微小，其實家庭和個人的差別非常之大，因為現代的市場經濟體系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所以，洛克為現世個體欲望及體驗的合理性建立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在洛克之后，出現了哲學家休謨、邊沁、穆勒，他們在哲學和經濟學的邊界上，完善了現代個人主義理論。他們的理論認為，如果制度設計好了，可以讓個人的利己主義與上帝利他使命的千年沖突得以和解。上帝之心充滿了愛他，他愛所有的人，他是一個無我的最高化身。但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要注重個人，還可能利他嗎?還可能有公共精神嗎?這幾個哲學家說可以做到，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物競天擇”的競爭機制之后完全可以做到，形成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非零和共贏博弈。這個博弈不是零和游戲，不是說你贏了，我必然輸了。比如說我要辦個企業，生產手機，生產的時候當然是為了自己賺錢，但是因為有競爭存在，因此我就要把手機做得不僅質量好，同時價格要低廉，就有利于消費者。另外我要生產手機，要吸收就業，要發工資，客觀上就利了別人。此外還要繳納稅收，政府通過稅收，解決了低保，幫助了窮人。所以說主觀上為了自己，客觀上為了別人。這個設計，他們認為完全可以解決個人主義和公共精神的沖突。這個發現，今天看來，覺得不怎么樣。但在當時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扔進了一個巨型核彈，將整個世界的思維都引爆了。
據此哲學推斷，亞當·斯密進一步設計了市場經濟制度。在市場機制的安排和管控下，市場能夠將個人的利己主義行為，通過競爭制度的安排導引到客觀為他人、創造公共利益福祉的結果上來，成為解決利己主義與上帝公共精神沖突令其和解的“看不見的手”，政府則轉變為簡單的“守夜人”，人類的千年沖突命題消解。
縱觀此后的經濟發展史，市場經濟的實踐確實極大地創造了人類財富。近300年來人類創造的財富與過去人類創造的財富相比，是理性主義時代的人類無法想象和企及的。但是個人主義和公共利益的沖突并未消解，而是演釋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與社會階級沖突。于是在18世紀，馬克思主義誕生了。
馬克思認為，個人主義導致的社會沖突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更劇烈了，雖然財富增加了，但是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更懸殊了，大家更加緊張和不安，不幸福。問題在哪里?馬克思說，根源是財產私有制，私有財產制度決定了這種沖突，要把這種私有財產制度取消，代之以公有財產制度，便能達到一種新的公共和諧。這個誘人的理論設想，令無數的年青一代迷醉不已，前赴后繼地參加了這場砸爛私有財產制度并用公有財產制度取而代之的大探索。世界上大概有超過三分之一人口的國家參加了這次曠世實驗，實驗的時間長達百年。但是成效甚微乃至雞毛一地，因為這等于從根本上抽掉了洛克的個人主義現世體驗基礎，抽掉了現代市場文明的動力源或曰發動機。實驗所到之處國家貧窮、物質匱乏、極端民族國家主義對個人的奴役盛行，人的能動性創造性全面喪失，斗爭性劣根性甚囂塵上。
絕大多數國家又不得不回歸到洛克個人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重新培育現代文明必需的個人主義動力源。另一方面，在這種沖突中，沒有參與公有財產制度試驗的國家深刻反省這種制度中個人主義與公共精神的沖突，企圖在洛克框架內尋求突破，于是第二種和平性實踐探索悄然興起，特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加速，表現為各種現代公益組織形式的NGO、NPO應運而生，這可謂是人類探索的第三條道路。在這些國家，人們尋找的這條新路，也是超越自我重新定義自我的方法，即通過捐贈的方式，通過讓先富人群捐出時間和貨幣財富的辦法，做公益，重建公共精神。這就導致了NGO、NPO大規模地出現。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為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國際層面出現了很多國際NGO。在國家層面，很多雙向的援助也變成了雙邊的、多邊的NGO，還有大量的民間NGO。比如美國，這個領域占到就業的12%，占到GDP的10%。
這種籍由現代公益方式回歸的第三條道路，是通過公益找回人類的新公共精神，并找到了調解個人利己主義和上帝公共精神的新路徑、新方法與新模式，找到政府和個人之間的新調節器和填充劑。實踐再次證明：凡是以極端否定的辦法憧憬的人類社會理想都是行不通的，中間道路反而走得通。這種公益模式，核心就是在社會的公共治理領域引入市場機制的制度性安排，以引導和展示人類的悲憫心和公共精神，用愛與自由意志構建新公共空間，并展開競爭，從而創造新公共產品以緩釋市場經濟創富競爭造成的社會鴻溝與沖突。這種辦法也相當于鼓勵私人自由提供公共物品，允許大家花自己的金錢、花自己的時間，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做公共所需的事務。把這個次公共領域開放，把公民權利與責任寫進憲法，讓公民有結社的自由。這樣就釋放了先富人群的很多潛能，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個人主義與公共精神和解的現代公益新道路。
三、自由結社與公益性社會自治
對于個人來說，怎么創造財富是一個永遠的課題，怎么正確使用財富是一個更大的課題。這種公共精神，為賺了錢的人用公益的思維手段正確處理財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通道與示范。沒有這樣的公共精神思考，不可能有今天的公益現狀。按基督教的思考，創造財富體現了上帝的榮光，是人的自由意志之表現。正確使用財富更能體現上帝的榮光，從而更是上帝賦予人的自由意志。
現代工業文明開啟的制憲運動確定了人的自由與權利邊界，自由結社權在任何現代國家憲法中都是人的天賦權利之重要組成部分。
在農耕文明時代，全世界都或早或晚最終恪守“君權神授、民權君授”的信念，君的權力是上天授予的，老百姓的權利是君授予的。這個理念在工業文明的制憲過程中都被轉變為“天賦人權、君權民授”理念。每一個人的權利是上帝授予的，但是君權、統治權是老百姓授予的。這種制憲運動構成了通過個人自由意志推動公益構建新公共空間的法律基礎。
公益和慈善到底是怎么樣的差別?慈善是自人類群居以來就存在的“基于慈悲的善行”，公益則是后工業文明的產物，基于每一個國家的憲法里所規定的自由結社。公益性自由結社是憲法允許的，也是憲法鼓勵的，目的是私人舉己之力做公共事務，解決巨細之公共性問題，當然被允許和鼓勵。因此公益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是私力介入公共空間構建的社會自治。稅收是政府強制征收，是自上而下的公共支出。公益是自愿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支出。我去動員那些愿意跟我玩的人，大家一起湊錢、湊時間來做一件我們喜歡做的公共事務。這件事兒不是自上而下的，是自下而上的。我們之間的關系是平行的。
這種公共空間的構建，可以推動社會治理的扁平化、人性化和精細化。例如食品安全。全世界的食品安全問題都不是政府管住的，都是政府與行業協會共管的。行業協會響應政府自己制定過程標準，然后向全社會公開，讓以媒體為代表的全社會來監督自己。100個商人做雞蛋生意，有10個商人說要做好商人，向公眾公開雞蛋生產的全部過程標準，媒體和第三方可以監督，公眾可以買了放心。其他商人要想加入進來，就得做好商人，就得按已公布之過程標準約束自己的行為。有30個商人再組織一個協會，幾個協會相互競爭，都要把自己的質量標準控制住。不加入協會的商人會愈變愈少，良幣驅逐劣幣。
所有行業都是靠社會自治解決問題的，僅靠政府是解決不了的。無數實踐證明，這種事無巨細的小公共空間只能由社會組織來建構。再例如街道、小區管理，政府管不好，只能通過社會自治的、民間公益的方式才能做到精細化管理。在工業化城市化結構轉型基本完成之后，國與國的現代化競爭就轉變為社會自治的轉型競爭。隨著社會自治能力的提升，社會治理的精細化程度提高了，這個國家也就趨于更高階的現代文明了。
那么人為什么有自由結社的動力?即人為什么愿意做公益這件事?這源于人性的開發與公共精神的導引。人在其基本需求滿足之前，一定是圍繞著自己的動機運轉，就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但是基本需求滿足之后，人的動機會轉向對意義的尋找，就是怎么才能讓我感覺到我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怎么才能讓別人覺得我有價值，怎么才能讓我覺得自己有價值。在這個階段，人會對生命意義和社會公共價值進行尋找，這是一個自我與社會再認識的過程。這個認知，可以說就是尋找社會肯定和自我肯定，肯定的東西就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公共精神，即悲憫心、同情心和現代公共精神。人在精神與靈魂層面終會發現：當你減少乃至不關注自己的時候，你才能得到別人的更多關注。當你給予的時候，你才能真正得到。你給予的越多就得到越多。這就是公益自由結社的人性(說到底是神性)源頭。
但是這種基于公民自由結社的社會組織，從外在管理上講一定是公司化運作，要算投入和產出，要講平等與效率，跟做公司沒什么兩樣。所以現在有很多年輕人，走入公益創業、社會影響力投資這個行業，把公益做成創投，所追求的是公益的經營效率。但從內在講，它必須有一顆公益的心，追求的目標必須是公益的。因此，用市場化方法經營自由結社的公益，對于社會的文明進步意義十分重大。
四、數量決定文明的性質—大數量級社會
自治改造的公民自覺參與
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6000美元，城市化率超過了50%，已有足夠的剩余財富和剩余時間供人的公益自由意志所驅使，形成大數量級的公民自覺參與的公益結社與社會改造運動，從而構建繼市場經濟創造財富之后的社會市場化文明。數量決定文明的性質。
社會市場化公益構建包括方方面面的公民自覺行動與滲透。
第一，基于悲憫與同情的弱勢關注與扶持(淺化鴻溝、緩解沖突)。大家平時更多講的還是慈善，不是公益。所謂慈善就是一定帶悲憫心和同情心的善行，是為了緩解社會沖突、淺化鴻溝，幫助兒童、婦女，幫助生病的人，幫助那些家庭條件很困難的人。
第二，基于人類博愛的人道主義救援與世界公民精神(發展后的國際責任)。你愿意做個什么樣的人，決策權在你手里。你愿意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明引領國家還是一個自我得瑟的奇葩國家，決策權也在你們這一代人基于個人抉擇所形成的公共選擇里。
第三，基于行業自律與人類德行的行業協會與合作社行動(行業社會責任與保護)。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如何解決?其實很簡單，第一招，國家立法。食品都是一樣的，全世界一共兩大標準體系，一個是歐盟的，一個是美國的，日本走的是歐盟系統，中國可能走不到那么精細化，可以走美國系統;第二招，放開行業協會，讓有良知的商人建立行業協會，宣布過程標準。現在的好消息是開始允許一業多會并與政府部門脫鉤。當然發展還需要一個過程。
第四，基于居住美好新公共空間構建的城市社區民主自治行動(社區民主與自治)。知識分子、大學生特別喜歡談民主，但是如果連你居住的社區都沒有民主，你能空談這個國家的民主嗎?所有的公共精神都是從小的地方做起來的，不是講出來的，天下所有事情都是干出來的。不要空談政治改革，因為我們每一個中華民族個體的血管里都奔騰著2500年專制制度的血液。民主除了一些理論概念之外，我們沒有實踐過。到哪里去實踐?坦率地說，到公益的這個領域里面可以實踐。因為在這里，做的是公共事務，捐的是私人的錢，沒有必要也無法去搞專制。你要聽別人的意見，建立并尊重一種程序，不要絕對權威，通行多中心、多元文化。社區民主很重要，現在城市里的社區全部都沒人管，而住在小區的人們卻喜歡在聚會飯桌上空談民主。十年二十年后，你拿什么經驗去進行有益于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民主建設。
第五，基于真、善、美的文化、環境、傳統、藝術等保護的公共倡導(發展進程中的保護責任)。要有專門的組織出來進行公共倡導，就是有人出錢，搞一些自治組織。例如環境，中國如果有足夠多的自治組織來折騰，公權力會受到制約，環北京那2.7億噸鋼及配套工程會建不起來，霧霾會少很多，環境會好很多。但是大家都不出來折騰，憑發改委就定了，依據來自何處?誰來為今天大幅上升的肺癌負責?
第六，基于生命管理與靈魂導向的公共教化與公共撫慰(人類的自省與提升)。人要有信仰自由，信仰什么總要有人去宣講，公開宣講才能有競爭舞臺讓人辯明真偽與高下，才能提供給個人以理性的公共選擇。
所以公益所包含的面非常廣。不是只能流眼淚，很多地方可以不流眼淚，但是對我們社會的未來事關重大。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不同，看的不同，想的不同，因此有不同的選擇，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用自己的私人力量參與構筑我們的公共空間。這個時代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公益，無論你是進入這個行業，還是不進入這個行業，都繞不開這些重大的歷史命題。
發展現代公益需要對舊機制進行改革。首先要對我們現有的、舊的制度進行改革。“十八大”以后確定了一些改革但是還沒有落地，例如第一個要改革的就是去行政化。本來做公益就是建立在自由結社基礎之上的，用私力介入公共空間構建。當你把別人捐來的錢做公益的時候，應該自下而上、平等地和社會產生互動，構建新的公共空間。但是汶川地震，有760多億的捐款，70%的錢又重新打回到政府的賬號去了，與其如此，不如政府直接收稅就算了。把錢打給政府，善款變成了自上而下的撥款，把充滿愛心的錢變成居高臨下的錢，這樣的錢能構筑讓人感動、推進互動并創造行動的新公共空間嗎?
因此，政府要退出社會治理壟斷，還權于民，還權于社，還官僚制度于社會自治新機制。大學為什么越辦越糟，就是因為搞級別，就是因為大學是從上到下任命的。如果校長不是任命的，還從社會選拔的話，情況就會大為不同。日本有一個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叫湯川秀樹，他寫過一本書叫《人類的創造》。人類現在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創造力，是因為大學，大學給我們培養了很多人才，為什么大學能夠培養人的創造力?因為大學有幾百年、上千年形成的自治機制。
按照湯川秀樹的觀點，如果大學失去了自治，那就不可能培養有創造力的人，也不可能形成創造力的基因，人類的創造源泉就斷掉了。中國這么多大學，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培養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難道還不足以誘發我們深思嗎?真不知道我們那些意淫的自豪感來自哪里?
當然新機制的發育及其對舊機制的替代，首先需要保護新組織的公益自由結社基因。我們都在期待著進行制度改革，改革能夠改多深，各種各樣的力量在拉鋸。能不能改，看大家怎么去想問題，我以為這個時代到了數量決定社會變革方向的時代，有足夠數量的人這樣想問題，自然就能夠改了。
對于新發育的組織，新機制要對舊機制進行替代，逐漸的替代很重要。如果新發育的社團，搞出來的東西又是老東西，那這個社會就完了。因此，新組織的發育一定要有新組織必備的公民自由結社的基因，比如幾個人做發起人，成立一個公益組織，發起人要簽嚴謹的協議，在發起人協議上面產生章程，章程確定組織的宗旨、使命和核心價值觀，雖然組織小，但要有小站練兵的精神，小題大作。其次是創造性擴展與深化新公共空間構建。現在全中國做的事情都很同質化，大家不要總盯著幾個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大病人群問題、老年問題，不要緊緊盯住傳統慈善的小領域，應該盯著大公益。東亞國家的現代化歷史，像日本、南韓和中國臺灣地區，其過程都是先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繁榮起來，再花20年時間搞社會變革，促使大數量級社會組織發育，最終走向全面的現代化。中國也逃脫不了這樣的道路，因為中國歷來一直是東亞地緣經濟、政治與文化中心，既然宿命難以逃脫，不如張開懷抱去相擁。
五、時代對新青年的呼喚
我在1990年代加入公益慈善行業的時候，基本都是退休老人在干。現在不同了，有很多青年人加入。雖然現在中國公益慈善行業規模還不是很大，只是千億規模，但是十年之后，發展成萬億規模并非不可期待。
這一代富起來的人，最大的困擾就是孩子不愿意接班，因為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條，并非接父親的班才是幸福的。這一現象存在巨大的公益想象空間。未來公益的潛力放量沒有問題，中產階級逐漸形成，他們會開始尋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也會知道做公益實質上是對自我內在的提升。這是對人心的失落和幸福失落的尋找。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肯定是要賺錢，但是為什么現在人類不管有多大的財富，心里都充滿不安?坦率地說，信仰非常重要，信仰是你最后尋找自己的皈依，當你真正地皈依，什么都會放下，就不會有任何不安感。那種放下是真正幸福的感覺。幸福不是簡單的事，是深層次的精神思考與靈魂叩問。當人們達到幸福狀態的時候，會是一種從容的優雅，人世間或者命運中發生什么變化，都可以用從容的喜悅來接納與駕馭。當然這是一個稍許漫長的過程，放棄掉長久形成的恐懼心與貪婪心，終止無休止的爭斗、算計與焦躁，決非易事。但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需要的心靈叩問與反觀，說到底，這種需求不論是從哲學的途徑，還是從信仰的途徑去追求，都是無法繞開的群體心靈問題，都會帶來公益捐贈的放量。
鄧小平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市場經濟的發令槍一響，人們在這條道路上狂奔了三十多年，人們都變得以自我為中心。但是到了今天，可能需要對自我中心進行校正。人的幸福感是來自以自我為中心與自我超越之間的平衡。如果這種平衡找到了，你就找到從容，就不會每天在狂奔中不安、在不安中狂奔。自我為中心和自我超越可以讓個性創造與公共構建比翼齊飛。公益可以成為信仰的現世替代品從而推動公益放量。但啟發人心需要思考，更需要行動。
現在我們國家說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眼中看不見公益。其實社會隨處都是公益。比如說公益組織可以做關于規范行人過馬路的事情，通過志愿者一點點的行動來告訴路人要按照紅綠燈過馬路，這不也是一種公益嗎?還有很多人在公園里面亂扔垃圾，我們可以組織志愿者在公園里面進行宣導，讓大家正確地把垃圾投放到垃圾箱里面。還可以研究一下，為什么人們不愿意把垃圾扔進垃圾箱，是否存在設計不合理的問題?我們的身邊有很多公益，可以先著手身邊的事情，而不是急于投入到改變國家的層面，因對政府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而生出很多語言暴力，既傷心又傷身，之后發現只有眼淚和子彈在飛。其實在現存制度與國民性之下，你去政府也未見得做得比他們更好。而如果你卷入公益行動，在某個領域做得多了，自然慢慢就會有自信心、從容度和話語權。比如說鄧飛在以前可能名不見經傳，自從做了“免費午餐”之后，他的話就變得有分量。很多事情，是干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一定要靠成千上萬的行動者而不是語言暴力者去改變國家。
中國式的所有空談都是將自己置身事外，指責別人，沒有內觀與自省，缺乏行動。這樣的國民性，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因此，我們要拋棄中國式空談，自下而上、平行互動、累積大數量行動，改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細胞結構，構建中國的現代化文明。比如說外灘事件，如果構建了更高的現代化文明，就會有人迅速出來組織，悲劇可以避免。社會細胞結構一定要變化，不變化，換什么新詞大詞都沒有用。因此我在此呼吁新青年諸君：加入到中國公益新公共空間構建的行列里來，思考，行動，再行動。去推動中國社會自治細胞的發育，為中國真正的現代文明準備心態、精神、靈魂與行為的DNA，準備微細自治的細胞組織，去圓我們民族百年糾結與追尋的夢想，去圓世界和平、融通與可持續的夢想。中國及世界危難與轉折，危與機同在，個中責任與光榮，舍爾其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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