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期間，蓋茨接受了《財經》雜志和《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記者的獨家專訪。從下飛機到參會中途，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但一身正裝的蓋茨坐定后就表現活躍，聊得開心就手舞足蹈，兩腳有節奏地拍打地面。無論是談蓋茨基金會15周年的經驗，還是對聯合國千年計劃的評價，抑或是對新型公益理念、基金會在中國的規劃解讀，蓋茨最喜歡的回答方式是：“哦，有幾個例子很有意思……”然后迅速轉向農作物種子研發、新型疫苗研發制造、抗擊埃博拉疫情、與大學和農民的合作實驗項目等具體的技術實踐侃侃而談。
蓋茨自小就被貼上書呆子的標簽，也曾公開定義自己為技術統治論者，在離開微軟轉向全職基金會工作近7年后的今天，《財經》雜志和《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記者問及他對自我的定義，他給出了與多年前一致的答案。“技術統治論者，沒錯，你知道，我喜歡與科學家一起工作，挑戰科學家的想法，和他們一起發明創造，并確保我們做出來的東西真正符合窮人的需要。我非常偏向技術方面，我的主要技能在這方面。”
即使看起來遠離了微軟和商業世界，蓋茨仍然是一位頗具智慧的企業家，一位精明高效的管理者。蓋茨基金會的員工也有系統化的關鍵績效考核（KPI），對項目的社會效果評估和投資回報率計算上頗為用心。面對世界層出不窮的問題，解決問題的資金永遠是有限的，蓋茨在基金會內部頻繁地傳達這一觀點。為此他提出“催化式慈善”，用較少的資金和資源撬動起更多的力量。從絕對數量上看，蓋茨基金會富可敵國，但這從來不意味著資金使用上的松懈。要推進并完成諸多涉及人類未來的全球性計劃，蓋茨必須繼續善加協調，一面爭取更多資源，一面用足有限資源，管理的挑戰始終如一。
離開微軟多年，蓋茨只保留了一個技術顧問的虛職。但外界高度關注，微軟的發展在近年間連續遭遇困境：PC端銷售疲軟，移動端發展乏力，變成了“笨拙的巨人”。很多人猜測蓋茨會不會像喬布斯、雷富禮那樣回歸，帶領自己一手創立的企業走出困境。《財經》雜志和《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記者問到他未來的個人規劃，蓋茨沒有任何思考與停頓就回答：“我的余生時光都將在基金會全職工作。”隨后他話鋒一轉，又拐到了“有趣的例子”，談起消除小兒麻痹癥，表達他對這些有價值工作的堅定信心和長遠支持。
以下是對話蓋茨的幾個問題精選（回答內容有刪節）
提問：2012年你首次提出“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的理念，主張通過創造市場，利用資本主義手段來持久而系統地幫助那些有需求的人群。兩年多來，這一理念有哪些具體的運用方式？
蓋茨：有兩個方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闡明這個理念的運用方式。一個是創新型的產品研究開發，比如找出對貧困國家的窮人最為適用的種子和疫苗，這些國家自己沒有力量完成這一部分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新方案的試點，然后告訴人們這種方案是否有效，其中當然會有很多失敗，我們來承擔試點失敗的風險。
提問：你曾多次表示要更多地為中國的公益事業而努力，不過目前蓋茨基金會在中國的投入資金只占在全球總投入非常小的一部分，相較于中國的人口數和問題似乎很不成比例？
蓋茨：在中國總的投入數額非常難以全面統計，有一些是直接的投入，而有一些我們投給其他組織和合作方的資金可能沒有在最終數據統計中顯現出來。實際的投入是要大于目前媒體中報道的數字的。另一方面來講，在全球慈善領域，受資助方和最終受益方不一定是完全一樣的。正如發達國家的很多大學等機構接受了很多捐款，但他們所從事的針對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的科技研發（包括疫苗或種子等），其最終受益者其實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中國在經濟、社會領域的進步舉世矚目，領先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未來，蓋茨基金會仍會持續增加對中國的投入，我們也熱切地希望可以撬動中國的創新力量造福更多世界上貧困的人口。
提問：蓋茨基金會在中國最主要的規劃和挑戰是什么？
蓋茨：一方面是繼續推進中國的結核病、艾滋病的防治，以及控煙工作，另一方面是找到中國的創新者，將他們的創新成果引入其他貧困國家。這其中一個巨大的挑戰是中國的監管機制還不完全與世界接軌，有很多時間和精力要花在不同規范的協調上。
提問：你個人的未來五年規劃是什么，會不會更多地介入微軟的管理？
蓋茨：我的余生將全職為基金會工作。未來五年將會有很多重大的進展，我對徹底消除小兒麻痹癥非常有信心。我可以承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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