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清華校友而言，鄧鋒是“大神一樣的存在”。
他是首位向清華大學捐款單筆達千萬元的年輕校友。2003年，鄧鋒向清華大學捐贈1000萬元，創下“文革”后清華校友對母校最大一筆捐贈紀錄。是時，他40歲，在美國硅谷創建的NetScreen網屏技術公司—世界上領先的網絡安全設備供應商之一，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剛剛兩年。
在做出這筆載入清華史冊的捐贈的第二年，鄧鋒以42億美元高價售出NetScreen。此舉頗令人矚目，被許多人視作華人企業家在硅谷創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2005年，鄧鋒回國創辦北極光創投基金，轉型為投資人。與此同時他對清華的反哺也在持續。2007年和2011年，他先后再向清華捐贈1000萬元和3000萬元。一定意義上，他的捐贈影響了清華校友向母校捐贈的風氣，因他而起的一些捐贈故事后來在清華校園流傳。
圖為鄧峰
但他做的遠遠不止于此。發揮自身的優勢，他將豐富的國內外資源帶到清華，聚焦教育和中美關系，志在發力精英教育，為未來世界培育領袖精英。這是他做公益的框架。在清華之外，無論是向南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國外名校進行捐贈，還是捐贈未來科學大獎和西湖大學，他遵循的均是這一理念。
精英培育
多年來與美國主流社會和中國各階層均有深度接觸的經歷，是鄧鋒決定在教育和中美關系上發力的原因所在。他希望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從清華大學電子工程學專業本、碩畢業后，鄧鋒先后獲得南加州大學計算機工程專業工學碩士學位和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在國外生活15年，他深刻意識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所在。
“美國為什么國力那么強？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非常崇尚企業家精神——這代表著創新力、領導力，還包含不怕失敗、家國情懷等。”鄧鋒認為，清華大學未來的100年，應該主要注重價值觀層面的培養，“就兩件事，一個叫創新力，一個叫領導力。這是培養學生最關鍵的，也是中國最需要的。”
2007年，鄧鋒和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商量，“清華作為中國的高等學府，推托不掉培養中國未來各行各業領軍人物的責任。未來的領軍人物，不光要了解中國，還要了解世界，還要具備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清華大學思源骨干計劃就此啟動，鄧鋒每年出資70萬元，資助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和團委書記赴國內外考察。十多年間，600余位清華學生到中國西南、西北等相對貧困省份和港臺等發達地區，以及美國、芬蘭等西方國家進行了考察調研。
“他們都是帶著課題去的，比如貧困問題，資源保護問題，宗教問題，民族問題，教育問題……去之前每個人都要研究討論，考察調研幾個星期到一個月后回來，我們再討論。”
思源骨干計劃的成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鄧鋒希望培養他們對中國國情的深入了解和全球視野，以及獨立的、批判的思想。“我主要強調的就是領導力。”
這一項目后來得到進一步擴展。2016年，團中央成立全國學聯主席團領導力培訓班，每年集合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40所高校的學生會主席參加培訓。這個項目鄧鋒也參與了資助。在學生創新方面，鄧鋒選擇以公益創業大賽形式，鼓勵和激活學生的創新性。2013年，x-lab（清華大學創意創新創業教育平臺-創新創業項目）發起清華大學“校長杯”創新挑戰賽，鄧鋒出資200萬元作為項目啟動資金，并擔任賽事評委。這一賽事后來被冠名為北極光杯公益創業大賽。舉辦比賽之余，該項目設置了同期培訓，教授學生如何分析市場、如何準備商業計劃方案、開發產品，如何對接投資人。
鄧鋒是大賽的培訓導師之一。他告訴學生，不要只想著做一些有投資回報和商業利益的事情，而是應該思考會給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價值，并且要有長期付出、奮斗的思想準備。
對中美關系的關注緣于鄧鋒對世界局勢的判斷。“我覺得未來的世界主要看中美，中美和平就是全球和平。”他認為，雙方關系的處理，不在于意識形態要一致，“不要太多強調自己政策的正確性，要從可聚焦的、可以合作的點開始。比如說癌癥的防治、環境保護、經濟合作，增強相互依存性，越依存越和平，尤其從民間的角度來說更是這樣。要加強互相交流，促進兩國之間互相依賴。”
2013年4月，美國黑石集團主席蘇世民宣布以個人名義捐贈1億美元，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蘇世民書院，培養“未來世界的領導者”。作為蘇世民書院的校董，鄧鋒早在2010年便參與了書院籌建，并捐贈了500萬美元。而他對整個項目設計的考慮也為蘇世民書院影響力的擴大助益甚多。
“他（鄧鋒）注重中國和國際的交流，（在此基礎上）把理念、培養模式、課程設計都做得非常好，是適應國際未來潮流的。所以我們招生的時候就很好宣傳，很容易被大家認可。”蘇世民書院副院長潘慶中回憶。
作為中美教育合作的一部分，蘇世民學者項目多次被列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成果清單。
在蘇世民書院之外，鄧鋒亦資助了研究中美政策的清華大學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及中美民間高端對話論壇。
把錢花的有效率
不少人問過鄧鋒同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把錢捐給清華大學？清華那么有錢，為什么不捐給貧困山區？
“首先毫無疑問，清華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學校，我想回報清華，清華也認可我這些項目。”鄧鋒回答。另外，選擇做怎樣的項目，他有自己的思考。
“做精英培育沒有資源是做不了的，我比一些本土企業家有更多海內外資源，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把重點放在這塊。搞領導力培訓也不是說誰想干就能干的，還要看學校跟不跟你合作，信不信任你。中美關系這一塊我也有些優勢，我跟美國主流社會有很多聯系，在美國大學有職務，我在中國跟各個層次的人都有聯系，這個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能有的。”
鄧鋒認為，做公益并不是看誰捐了多少錢，“這個太簡單了，”他說，“做公益是能夠把錢用到最好的地方，有最高的效率，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從最初的捐贈開始，鄧鋒便制定了原則：第一，捐錢不蓋樓，捐的錢全部要花在人身上；第二，所有的項目，從設計到管理，都要全程參與。于他而言，設計一個好的項目非常重要，“（做慈善）真的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種方式，怎么設計好項目，讓慈善更有效率，讓人因為項目愿意捐錢。”
鄧鋒向南加州大學、沃頓商學院、斯坦福大學都捐過款，他是哈佛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但沒有向哈佛捐過錢。“他們之所以讓我進顧問委員會是希望我捐款，但是我現在沒有找到好項目。”鄧鋒說，他跟哈佛講得很清楚，“沒有好項目我不會捐錢，我捐錢不是因為你是哈佛，是因為你有好項目。”
這也是他如今想要在清華推動的事情。作為清華大學基金會理事，鄧鋒跟學校領導商量，如何更好地發揮基金會的功能，讓基金會更有效地觸及到校友。
“我現在要推動的是學校把好的項目產生出來，設計出一些人家看著就想捐的項目，然后再找人去捐錢。不能說‘你先把錢捐了，我們肯定合理花’，這不行。”鄧鋒認為，學校找校友捐贈應該有更好的程序，“別只說捐錢，應該先給一個項目清單，告訴校友這些錢可以干嘛使，當你有這些好的項目，捐錢干嘛使都給人說清楚了，籌款就容易了。”
如何保證捐款的效率和效果？鄧鋒認為管理很重要。“首先必須有人負責這事，然后每個項目設計都是按10年期來的。我設計10年，但是我先給1年的錢，做不好第二年不給錢，做好了我再給兩年的錢，3年做好了我再給7年的錢，然后到第十年我能夠退出，有一個機制把別人帶進來一起做。”
鄧鋒在清華做的第一個項目——支持信息學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已經開始引入新的支持者。“從第五年開始，信息學院研究生院出一半的錢，我出一半的錢；第十年開始，所有費用我出三分之一，研究生院出三分之一，從外面找了另外一個人，也出三分之一。”
鄧鋒認為，只有這樣，項目才能變成可持續，“不一定都是我捐錢。能不能帶動別的人也一起來捐？如果變成可持續，就不是我一個人做了，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錢拿出來干別的事情。”
關于這一點，一些清華人知道兩個小故事。2003年，鄧鋒向清華捐贈1000萬元后，趙偉國，現紫光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跟著捐了3000萬元。在清華在校期間，鄧鋒曾經做過趙偉國的輔導員。兆易創新的創始人朱一明是鄧鋒的學弟，2005年，鄧鋒以天使投資人身份向兆易創新投資5萬美元。幾年后，兆易創新進入融資階段，鄧鋒向朱一明承諾，如果北極光參投，將把過去天使投資的收益全部捐給清華。2017年10月13日，鄧鋒兌現承諾—將所持兆易創新股票套現，所得1100萬美元悉數捐給清華大學。
從1000萬元到1100萬美元，從一個側面見證著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企業家群體公共意識的覺醒，中國巨額捐贈時代的到來。鄧鋒認為，中國慈善界已經到了“怎么把項目做好”的時候，要把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過去就是一個傳統的慈善概念，幫扶貧困的人；但是現在要能夠站在一個更高層面，包括國家利益層面來做(公益)，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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