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五月音樂節”期間，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樂團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免費的公益音樂會。只能容納200人的禮堂，一下子涌進了400多人，而禮堂外，依然有人在踮腳張望。朱亦兵站起身，示意把所有的觀眾都請進來，當臺下一點兒空隙都沒有的時候，他干脆把還沒有座位的幾十位觀眾直接請到臺上，圍坐在樂團四周。
他不介意所謂音樂會應有的體面和形式是否被打破，他介意的，是能否有更多人因為音樂，和自我對話。
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樂團
“捐音樂會”的人
8歲在父親的要求下開始練習大提琴，17歲到法國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攻讀大提琴與室內樂；在隨后的21年中，朱亦兵相繼擔任歐洲頂級交響樂團瑞士巴塞爾交響樂團和德國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
聲名、地位、身家接踵而至，讓朱亦兵的前半生活成了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里的虛竹——多少人渴望而不得的際遇，于他而言卻說不清是該慶幸還是嘆息。他說那并沒有讓他感到更多的快樂。不是故作姿態，而是他從心底排斥拉琴，如果可能，他本來應該是一位數學家。
2004年，38歲的朱亦兵決定告別這一切，回國。
“人一輩子，總得沖動那么一兩次。”即使已經過去了15年，朱亦兵依然解釋不清楚，是什么讓他做出了回國的決定。雖然其間也有不少媒體將他的這一舉動解讀為“愛國主義”或者“別的崇高情懷”，但他卻一再否認，“沒有，我就是一時沖動。”
猶如投在水面的一粒石子兒，朱亦兵一時的沖動之舉，在國內音樂圈激起了層層漣漪——這并不在他的計劃之中，卻是他樂見其成的效果。
即使彼時已經改革開放近30年，但交響樂對于國內大多數人來說，依然神秘而遙遠。這讓朱亦兵覺得自己能做點兒什么，讓更多人了解交響樂。當然，前提是按他自己的方式來。
回國不久，他組建了朱亦兵大提琴樂團，然后便馬不停蹄地開始了他的音樂會之旅。不需要莊嚴精致的音樂廳，聽眾們也不必正襟危坐，他的音樂會，充滿了對傳統和規矩的反叛。
朱亦兵大提琴樂團在海拔3000米的青海湖演奏。
工廠、醫院、社區，農民、學生、罪犯，天地間無不可演奏之場所，萬物中無不可演奏之對象。在被迫成為一名大提琴手三十余年后，他找到了一種方式，讓自己和自己的琴技講和。
或許，正是因為并非發自內心的熱愛，反而讓朱亦兵有了挑戰規矩的資本。他不必像個虔誠的朝圣者，對音樂會沉淀數百年的儀式和傳統頂禮膜拜，在循規蹈矩經年，成為這一領域的佼佼者后，他終于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將音樂帶給更多人。
從2004年至今，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樂團在15年中，累計做了近600場公益演出，《卡農》《G弦上的詠嘆調》《今夜星光燦爛》《波萊羅舞曲》……一曲曲經典的音樂，從弦間滑落，回蕩在這些旋律從未到過的空間，那里從來不是音樂會的禁區，但朱亦兵卻是那個能把音樂會帶去的人。
“最初的幾年常常被認為是騙子。”朱亦兵說起那些往事，并不覺得荒誕。別人做公益，獻愛心，要么捐款，要么捐物，從沒聽說過捐音樂會的，因此朱亦兵和他的樂團，被當成了“高明的騙子”。
但朱亦兵對這種誤解一點兒也不在乎。他覺得，音樂會本來就應該開在那些地方，本來就應該有那些聽眾。
“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朱亦兵對音樂會的理解，就好像公眾對吃飯、睡覺的理解一樣。他希望更多人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學習、吃飯、睡覺，還有音樂會的存在。
盡管他從不認為自己熱愛演奏，但對于音樂，他發自肺腑地贊美。他愿意把自己對音樂的贊美，以大提琴音樂會的形式表達給公眾，哪怕這近600場的音樂會帶來的收入是零，他依然樂此不疲。
“我做這些，因為我開心。”
朱亦兵大提琴樂團在嘉峪關夕陽下演奏
鱔魚群里的泥鰍
讓自己開心，既是朱亦兵的出發點，更是歸宿。為了開心，他可以不介意無收入的公益演出；為了開心，他可以挑戰一切傳統觀念。
2004年，回國后的朱亦兵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但他剛上任不久，就“壞了規矩”。
是年10月，他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辦了歸國專場音樂會，多位國家領導人到場觀看演出。但讓學院感到尷尬的是，朱亦兵事先沒有通知校方會有重要領導出席，這讓校方在安保工作方面沒來得及做事先準備。
“我沒有那個概念。”許多年后，回憶起當年的情形，朱亦兵依然覺得自己沒做錯什么。在他眼里，只有觀眾，沒有身份。
那是一場成功的音樂會，以至于在演出結束后，相關部門領導直接作出批示，使中央音樂學院新教學樓的建設費用有了著落。饒是如此，朱亦兵和中央音樂學院之間，還是留下了一道在當時細不可見的裂痕。
這條裂痕在隨后的時光里，非但沒有被彌合，反而越來越明顯，2017年，雙方終于以朱亦兵辭職的方式分道揚鑣。
“沒有人比我更有資格把中央音樂學院稱為‘母校’，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朱亦兵說，對于很多老師來說，中央音樂學院只是一個工作單位，而對于他來說，那是他的家，那里有他17歲出國留學之前全部的人生記憶。
可惜，那并未成為讓朱亦兵繼續留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理由，反而從某種意義上加速了他的離開。
“和當年完全不一樣了。”他的欲言又止里，透著若明若暗的失望。他說他不習慣那里的節奏：到點兒吃飯，按時下班，下班后一群人或者去唱K，或者打麻將、胡吃海喝。如果這就是他從瑞士打包239個行李箱回到祖國的全部意義，他覺得自己像是個笑話。
“吃飯重要嗎？”17歲離開中國，在國外生活長達21年的朱亦兵，已無法理解國人對“吃飯”這件事的重視和偏愛，他因此拒絕同事們聚餐的邀請。他說，醫生在手術臺上，不能和病人說“你等等，我去吃個飯”；打起仗來，更不可能和敵人說“你們等一等，我先去吃個飯”。
“對于醫生來說，救人很重要；對于軍人來說，勝利很重要。”朱亦兵說，“一切關鍵時刻不重要的事情，平時都不重要。”
因了這個想法，他極少按時下課吃飯，而是選擇繼續給學生傳授平生所學。“我的學生懂不懂這層意思，我不在乎，反正我不想下課，因為我不想吃飯。”朱亦兵說，在國外，他演奏一出歌劇至少需要5個小時，加上中場休息時間，一場演出需要6到7個小時，臺上的演奏者和臺下的觀眾，沒有誰會想著到時間了，該去吃飯了。
“其實95%的人那時候都不餓，但是大家習慣了那種文化。”朱亦兵表示，這是文化的慣性在使壞。“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不用思考該往左還是往右，到了那個空間、時間，你自然而然會做出的選擇。”
同樣讓他覺得無法接受的，還有傳統文化中關于學習的態度。“人為什么要一心一意呢？”在他的理解中，專心是讓一個人變傻的開始。他因此鼓勵學生解放天性，不要只沉迷于拉琴本身。
“我看到那些一門心思只想著如何拉好琴的學生，心里就覺得來氣。”朱亦兵說，他欣賞那些一心多用的孩子，很多人覺得自己無法做到，是因為根本沒去嘗試過。“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一個人一心多用。”
回國的15年里，朱亦兵越來越覺得，他的許多觀點，和傳統文化的語境顯得格格不入，他因此生出了一種慶幸，慶幸自己沒有被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束縛。而慶幸之后，他決定做點什么，來改變這一切。
“你養過黃鱔嗎？”朱亦兵自問自答，他說在他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學校經常組織他們去飯館幫忙。端盤子，打掃衛生之余，他會偷偷溜進后廚，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于是第一次看到了黃鱔。
“黃鱔是種很懶的動物，如果沒有外界干擾，它們會擠在水缸里，那樣很容易死掉。”朱亦兵說，為了讓黃鱔不停地游動，人們通常會在一群黃鱔中放一條泥鰍，“泥鰍在水里面亂游動，攪動著黃鱔們不得不也跟著一起動，這樣黃鱔就不會因為缺氧而死掉了。”
“我就是那條泥鰍。”朱亦兵說，他想改變人們對音樂會的刻板印象，想改變音樂會本身的確很刻板的模樣，而他最終想改變的，也許是文化的慣性。
他在國外住了幾十年，到過許多個國家的唐人街。他看到，那些早已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的華人，依然保留著最傳統的文化血脈。“鮮有人搞音樂，哪怕早已不必為生存而憂。”而同樣是移民的西班牙人，不管他們的酒吧開在哪個國家，打開門，都會聽到吉他的演奏聲。
“我以前只是會拉琴，但直到40歲，我才體會到音樂的偉大。”朱亦兵說，拉琴和音樂是兩回事，拉琴只是一種手藝，而音樂，讓他體會到作為獨立的人的價值和意義。
“自我”很重要
捐音樂會、對傳統文化的不妥協，并非朱亦兵要將自己的人設打造成為“先鋒”的刻意之舉，而是他對“自我”感受的尊重。這種自我意識，亦并非他回國后才有的，早在旅歐期間，他就一直為了“自我”而戰。
“我在國外20多年，一直是拿中國護照。”朱亦兵回憶，工作關系使得他常常需要跨越瑞士的國境線，到歐洲其他國家演出，但每每在邊境海關，他會被攔下。
“有朋友建議我去辦一本別的國籍的護照，我拒絕了。”朱亦兵說，他拒絕的原因，無關宏大的愛國主義情操，而只是對“自我”的尊重。“我就是要拿著‘我’的這本護照，堂堂正正地進去，我不要換個名字，換個國籍，那不是我，這才是我。”
“‘我’很重要。”他說，那關乎做人的尊嚴。“文藝復興為什么偉大？為什么文藝復興時期有那么多裸體雕塑、裸體畫？因為要用人的肉身來揭示一個道理——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不論是君王還是農民，罪犯還是畫家。”
這種對自我的看重，讓朱亦兵把個體生命的價值擺在了一切價值之上。“中國從來不缺為了捍衛文化而赴死的勇士，卻鮮見為了自己而活著的人。”他因此提倡人人都應該正大光明地對自己好，因為那不但是對自我的尊重，更涉及慈善。
“每個人都對自己好，安分守己，自力更生，不給別人添麻煩，這就是宇宙間最大的慈善。”
朱亦兵希望公眾都以對自己好的方式來做慈善，從文化的慣性中醒來，去思考作為“人”的價值。為了這個目的，他最終選擇了特立獨行的公益音樂會。
朱亦兵在天臺山教僧人學大提琴。
“藝術始于自我，為了自我，又終于自我。”他說，當人們開始接觸藝術，傾聽音樂，會在音樂里關注到自我。“如果每個人都能對自己好一點，該有多好。”
雖然如此，朱亦兵卻深知，憑他自己的力量，要改變文化的慣性，沒有半分可能。世界依舊會按它既定的程序向前運轉，而他所能做的，也僅僅是“讓自己痛快”。
“我們的公益演出不再被質疑是‘高級的騙子’，并不是因為大家從理念上接受了音樂的存在，而是習慣了。”朱亦兵苦笑，“就像你在大街上遇上一只流浪貓，你天天喂它吃的，它就不會再躲開你。”
但是他并不后悔。
“只要是真心付出，就不會后悔。”朱亦兵說，他去歐洲學音樂的時候，西歐還沒有中國人（在那里學音樂）。他是那一代人中，在國外待過最久的中國音樂人；是去全世界音樂廳演奏最多的中國人；也是因為演奏一種樂器掙錢最多的中國人。他把自己比作音樂世界里的小唐僧，他想把這一代人沒見過的東西，沒經歷過的感覺，講給他的同胞聽。
“那比吃飯更有趣，不是嗎？”朱亦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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