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至4月9日，中南屋（China House）創始人兼CEO黃泓翔回國，在北京、成都、深圳、南昌做了近10場公益講座，講述在非洲、南美等地，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遇到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并提出建議。
黃泓翔本科就讀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11年始，他赴南美及非洲等地進行中國海外投資方面的調研，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路上還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中南關系也是一個潛力豐富的研究領域。
2014年4月，他在肯尼亞創立社會企業China House中南屋，“中”代表中國，“南”指外交概念上的發展中國家，“屋”指的是一個雙方之間對話溝通理解的空間。中南屋關注中國企業走出去、野生動物保護、社區發展三大話題，并以幫助中國青年人走出去，培養國際視野和世界公民意識為旨。
紀錄片《象牙游戲》，入圍了第89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
2017年，29歲的黃泓翔做臥底查獲野生動物走私案的經歷被拍入紀錄片《象牙游戲》，入圍第89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影片中他不顧自身生命危險堅持不打碼出鏡，改變了世界上許多人對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的偏見，入選福布斯中國2018年“30位30歲以下精英”榜。
中國企業在海外最大的問題是缺少溝通
《中國慈善家》：從你的經歷來看，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在海外有哪些負面形象？
黃泓翔：可以這么分，經營方面會讓人覺得質量差，不守法、逃稅漏稅；勞工方面，工資待遇低，不尊重當地人；環境方面，不重視環保；野生動物方面，吃野生動物，購買野生動植物制品；社區方面，跟社區關系不好，挑撥社區關系；媒體方面，消極應對，信息不公開、不透明，諸如此類。
但很多其實都是被誤解和誤讀了。中國企業在海外，環境保護、給當地員工的待遇，可能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但中國公司一般是名聲最差的。中國公司跟西方公司最大的區別在于交流，怎么跟外面世界溝通，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體打交道，這方面我們特別差。
《中國慈善家》：如何評價中國企業以及員工在當地的生活狀態？
黃泓翔：很封閉。用我一個朋友的話說，我們中國人雖然走出去了，但沒有走進去。
《中國慈善家》：他們意識到自己很封閉嗎？
黃泓翔：我覺得他們不一定認為這是問題。我們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原因和目標，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掙快錢，實際上很多也掙到了錢，所以他們不一定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很多中國人掙完錢就走了。只是我覺得這里面有很多更長遠的問題。
《中國慈善家》：比如說？
黃泓翔：舉一個厄瓜多爾的例子。厄瓜多爾是一個非常重視環保，NGO非常發達的國家，有著大量的土著組織。因為有大量的石油儲備，上一任總統科雷亞上臺時想大力發展經濟，于是引進外國公司開發石油區塊，邀請了中國公司參與投標。但就算是總統邀請去的，當地的NGO依然抵制得非常厲害，用各種方式阻撓中國公司，甚至采取比較暴力的方法。
幾年前，中國鐵建準備在厄瓜多爾開發一個大型露天銅礦項目，引起當地NGO對環境的顧慮。他們找不到跟中國人對話的機會，最后采取了比較極端的做法，組織一群中青年婦女假裝去辦中國簽證，跑到中國大使館門口，門一開就沖了進去，解下自己的絲巾，把里面的門反鎖起來，進行抗議。
另外，一種所謂中國正在世界上實行新殖民主義的論調也開始出現。在厄瓜多爾，很多人覺得，中國石油公司進入亞馬遜雨林深處挖石油，侵犯了土著人的權益。中國公司覺得很冤，說是你們總統要求我們簽這兩個協議，我們不把這兩個區塊簽了，其他區塊也不給我們。我們才不想去雨林深處，沒有路得自己修，油也沒有那么好，還一群土著人來抗議。中國修建肯尼亞蒙內鐵路，有人說中國人修完還要拿經營權，是為了控制鐵路。中國公司會訴苦：“我們一點都不想幫他們管理這個鐵路，我們修好就想走，但當地政府要求我們幫他們管理一段時間，把當地人教會，我們不希望蒙內鐵路像坦贊鐵路一樣被當地人管成一條爛尾鐵路，最后還來罵中國。其實我們不愿意做。”理論上肯尼亞政府要付給中國公司錢，中國公司再發員工工資，實際上他們的政府經常拖欠費用，中國公司還要墊錢發工資。所以很多中國企業總是很委屈，明明花了很多錢做了很多好事，為什么人家就不說自己好？
《中國慈善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黃泓翔：中國企業最開始走出去的時候不太注重與當地社區的溝通。在中國的國情下，很多時候跟政府搞好關系就沒問題了，但國外不是這樣，搞定了中央政府還要搞定地方政府，搞定了地方政府還要跟社區跟NGO打交道。許多中資企業認為NGO非政府組織就相當于反政府組織，沒什么好談的，項目是當地政府引入的，要抗議找你們自己的政府去。再者，中國公司在海外往往保留著“宣傳思維”，希望外媒采訪完寫了稿子先給自己看，看了再發，希望整篇文章就給自己歌功頌德，但國外市場化媒體不是這樣的，人家不可能這樣聽你的。
說白了，很多中國公司是用在中國的方式去面對外面的世界，把在中國的狀態搬到了國外，自然會因為不適應而產生很多問題。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對方。
《中國慈善家》：從你的觀察，這些年來情況有所改善嗎？
黃泓翔：因為過去幾年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吃了許多政府支持民間反對的虧，所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重視與社區的溝通，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但方法上還不是很擅長。
首先，很多中國人對NGO很陌生，甚至很敏感。許多中國企業覺得NGO是西方反華勢力用來攻擊中國的工具，怎么與這些機構打交道，理解他們的訴求，跟他們溝通，是不清楚甚至很頭痛的。另外，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會受到體制限制，很多事情不一定做得了。比如我們原來采訪過一些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領導，尤其是國企，他們在海外做很多事情都要與國內領導保持統一，而國內領導很多時候不了解國外當地的情況，他們夾在中間很為難。再者，也和目前中國企業外派人員的結構有關。中國企業人員結構偏向于技術型，文科、社科類型的人很少，公關部門負責人最多就是學語言的，連新聞傳播類背景的人都很少。我聽一個西方學者跟我講，他研究西方公司在非洲的人員結構，很多是學人類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的，這樣就更容易發現和應對那些非傳統經營方面的問題。
《中國慈善家》：從你的經歷和經驗來看，有哪些可能的改善辦法？
黃泓翔：只能去了解和適應。我們中南屋也嘗試做一個橋梁，比如幫中國企業和當地NGO搭線對接。我們曾經帶一個中國企業的領導去見一個整天反對他們的NGO的負責人，讓他了解對方是怎么想的。我們也會給企業開講座提建議，中石油就邀請過我到北京給他們講如何應對海外NGO之類的內容，我們也幫中國企業在非洲做社會責任項目，包括動物保護、技能培訓等方面。
2017年，黃泓翔（右三）做臥底查獲野生動物走私案的經歷被拍入紀錄片《象牙游戲》
“原來中國人也做動物保護”
《中國慈善家》：你提到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負面形象之一是不重視環保，隨著更多中國企業走進非洲，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具體帶來哪些影響？
黃泓翔：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負面環境影響我分為幾種情況。一是對環境本身造成的破壞，最典型的比如中國在加納淘金，對整個植被環境造成直接破壞。二是野生動物制品貿易，最直接的是吃，什么奇怪的東西都吃，吃蟒蛇，吃穿山甲，吃烏龜；其次是買賣，在非洲買賣象牙、犀牛角、穿山甲，在南美買賣美洲豹牙制品。在納米比亞，有一種鳥在河岸上筑巢，羽毛很漂亮，有中國人拔掉它們的毛帶回家。南非有一家著名中國通訊公司在某一個園區辦公，園區里有很多烏龜爬來爬去，中國公司的員工覺得有意思，把烏龜給翻了個個兒，后來烏龜死了，這家公司也被園區趕了出去。
《中國慈善家》：中南屋通過什么方式幫助在非洲、南美的中國企業改善形象？
黃泓翔：在非洲，有大量的動物保護組織做大量的宣傳活動，有趣的是以前去參加這類活動時會發現，很多人都在講中國相關的問題，現場卻看不到一個中國人，而當地的中國人從來沒有接觸過當地野生動物保護的事情，是一個非常大的斷層。
我們從2015年開始帶動非洲華人了解和參與非洲的野生動物保護，跟當地的動物保護組織合作，把野生動物保護帶到中國人的生活里，組織他們去做志愿者活動。
中南屋跟中國駐坦桑尼亞使館合作組織“為大象行走”公益徒步，是中國人在非洲做的最大型的動物保護主題的公益徒步活動。
2018年，我們做了組織非洲華人捐贈保護穿山甲的活動，據我們了解是當地第一次有中國人參與的穿山甲保護活動。我們還帶領當地華人去解救被鐵絲網纏住的斑馬，跟中國駐坦桑尼亞使館合作組織“為大象行走”公益徒步，是中國人在非洲做的最大型的動物保護主題的公益徒步活動。我們從中國籌集資金，帶著中國的青年人幫當地農田安裝一種帶有太陽能燈的圍欄，保護農作物在大象遷徙的時候不被大象破壞。
中國企業在非洲和當地的野保組織之間互相不了解、不信任，充滿敵意，而我們去嘗試架構一個溝通的橋梁。除了動物保護，在女性賦權、兒童教育等方面，我們做的事情也比較類似。
《中國慈善家》：成效如何？
黃泓翔：當地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改變不少，也有很多當地媒體作了報道，說“原來中國人也有喜歡動物的，也會做動物保護”。肯尼亞有個做野生動物保護很有名的女孩子，她跟我講，以前說中國人到肯尼亞做野生動物保護，大家會覺得肯定是盜獵者的偽裝，但是接觸我們之后改變了對中國人的認知。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海外華人發生了變化。去年我們在南非做華人捐贈保護穿山甲的活動，組織了很多中國企業提供資助，其中一位華人富商捐了一批穿山甲保護的設備，他在吃飯時跟我們講，其實他煮穿山甲煮得特別好吃，但做了這個活動以后都不能吃了。他那天也很激動，拉著中餐廳老板說：“以后我們都不能再吃穿山甲了。”很多人是可以被影響的，只是我們要理解他們，找到能真正影響他們的方法。
除了海外華人，我們宣傳教育的另一個群體是中國青少年。之前有個高中女孩來參加我們的野生動物保護項目，走的時候跟我說：“老師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這次來我爸讓我買點象牙回去。”我當時就懵了，說：“你爸不知道你來肯尼亞是要參加動物保護項目嗎？”她說：“他知道，但沒概念，我現在了解了，我回去教育我爸。”還有去年一個大學生參加中南屋的項目，回國后自己去云南緬甸邊境調查野生動物制品貿易，我又把她介紹給了一些相關NGO，讓她幫他們做一些調查。我覺得這些效果就非常好。受中南屋吸引參加項目的中國年輕人不一定最開始都喜歡動物保護，有的是因為喜歡非洲，還有的就是為了以后申請國外學校“鍍金”，但只要來到中南屋，他們就一定會受到動物保護的影響，而且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只要提供一個入口，有人就會越走越深。
《中國慈善家》：對于如何找準方法更好地做動物保護的宣傳工作，你有什么心得？
黃泓翔：首先我們要意識到人是不同的，對不同人的影響方式也要不同，所以這需要做很多調研。你很難讓他們從價值觀上完全認可你，只能嘗試找到一個妥協點。如果做動物保護、環境保護永遠都是圈內人的事情，很難帶來多大的影響。
做宣傳工作時，我們發現很多做動物保護和環保的人，太習慣于自己所認知的世界，覺得那些吃穿山甲、買象牙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壞人，這種認知導致他們很多時候很難真正去理解那些消費野生動物制品的人，以至于宣傳效果不好。在非洲某個國家的機場，我見過一個國際著名動物保護組織做的中文宣傳標語：“保護大象，不要買象牙，因為大象是我們國家珍貴的遺產。”一個非洲的華人朋友看了就說：“象牙是珍貴遺產，那我要多買點。”這就是我們實際看到的例子。
在實際經驗中，我們發現針對華人有三個宣傳點效果特別好。第一，具有強大視覺沖擊力的畫面。我們很多動物保護組織在宣傳的時候，因為倫理的問題，不會用血腥的畫面，在對海外華人進行宣傳的時候，我發現有時候不血腥效果不夠好，你跟（受眾）說大象會因為象牙貿易而被殺，跟讓他看大象因此而慘死的視頻效果完全不同。第二，宣傳參與非法野生動物制品貿易的后果，直接講被抓住了后果多么悲慘懲罰多么嚴重，這對中國人非常有用。第三，跟中國在海外的國家形象和發展關聯起來，因為今天走出去的中國人很多都會感受到，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影響了中國人的海外形象和他們在當地的長期發展。
2018年2月，黃泓翔（左四）參加“中坦野生動物保護和旅游發展論壇”，圖為他與中國演員海清（左三），世界動物保護專家珍·古道爾（右三）在論壇合影。
不要一想到非洲就是去做志愿者
《中國慈善家》：中南屋的愿景是承擔公共外交的使命，建設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梁，推動中國融入世界。如何通過項目來承擔這樣的使命？
黃泓翔：中南屋本質上是一個教育機構，關注的地域是“一帶一路”地區，我們過去幾年最大的成就絕對不是我們做的任何一個調研或任何一個項目，而是幫助更多的中國青年走出去，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一群具有國際視野和世界公民意識的中國新青年。人，是我們建設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梁的基礎。
在青年人成長方面我們有個體系叫“世界公民成長計劃”。我們認為年輕人成長為世界公民，需要國際化的觀念、知識、視野以及技能，我們的項目就是提供這些能力建設。比如觀念上，不要一想到去非洲、南美洲就是去做志愿者。許多非洲的精英、國際知識分子都反對外國人帶著“圣母心”去非洲做“志愿者”。當我們說去一個地方做志愿者，很容易把自己看作處于優勢地位，“我們什么都知道、都了解，我們是來幫助、來改變的”，在我們這么想這么做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去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的，那我們的“幫助”真的能帶來幫助嗎？
中南屋鼓勵中國青年走出去做調研。我們的學生會做大量采訪和資料收集，去了解當地的某個問題，通過寫文章、拍視頻等方式將調研成果記錄和分享出來。而對一些問題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之后，他們會選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再去做公益—例如幫動物保護巡邏員籌款買自行車，幫非洲女性賦權項目賣手工藝品到中國給她們帶去資金。不是說做志愿者做公益不好，而是那應該是調研了解之后的事情。
《中國慈善家》：除了動物保護，中南屋還有哪些方面的項目？
黃泓翔：我們其實關注三個主題，中國企業走出去、動物保護、社區發展。動物保護已經舉了很多例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項目，比如我們帶學生去埃塞俄比亞，調研中國企業在埃塞俄比亞與媒體溝通遇到的困難，我們采訪中國公司、采訪NGO、采訪西方媒體跟政府官員。社區發展方面，比如我們在肯尼亞帶學生去調研當地女性割禮，我們還跟當地NGO合作，修建女孩救援中心，救援那些從割禮中逃出來的女孩子。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非洲接觸跟女性割禮有關的項目。
《中國慈善家》：了解了中國企業和中國人在海外遇到的問題，在推動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中，中南屋會主動做一些推動嗎？
黃泓翔：中南屋本身是一個社會企業，但做的很多事情挺像NGO，未來能夠成功注冊NGO的時候，我們應該會把兩塊項目分開來做，起到中國NGO走出去的作用，如今許多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都會拿我們作為中國NGO走出去的典型來看。
西方有很多這樣的NGO組織，成為國家、政府、企業、NGO、媒體、民眾之間的潤滑劑和橋梁，我希望中南屋未來也能做成這樣。對于中國青年來說，我們會成為他們走出去的一個窗口；對于中國來說，我們會成為一個民間外交的橋梁，因為很多事情政府做的話效果不好，而民間組織來做，外界的認可度、接受度要更高；對于企業來說，我們可以幫他們做調研，了解外面的信息，也可以跟企業合作做一些野生動物保護、社區發展等體現企業社會責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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