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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讓“第三次分配”再次進入公眾視野。通過正確價值理念的引領，第三次分配鼓勵社會力量以自愿的方式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從而起到改善分配結構的補充作用。

       進入數字時代，我們應如何做好第三次分配？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在公益慈善事業當中應分別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重振公眾對于公益慈善事業的信心？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民政部原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就此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

       王振耀認為，中國客觀上已經步入了“善經濟”時代。他在訪談中表示，當人均GDP邁過1萬美元的關口，社會價值便開始引領經濟價值，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再是“求多”，而在于“求善”。在步入新發展階段之際，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將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貢獻出堅實的力量。

       數字時代，應共建項目推動公益慈善

       #《21世紀》：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要扎實促進共同富裕，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在改善分配結構方面將起到怎樣的作用？“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次分配呈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王振耀：當第三次分配被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這不僅僅是簡單地鼓勵大家做慈善，而是會對整體的分配架構帶來機制性的改善，提倡善與愛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都會帶來影響。比如當前普遍的“996”工作制，或者一些農民工群體的生活生產條件相對落后，體現了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有所不足。

       再分配同樣也有許多問題面臨調整，包括大病救治、兒童救助、養老事業、對殘疾人士的服務等。通過弘揚第三次分配的理念，能讓我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同時也能動員公益慈善的力量彌補一些國家無法大包大攬的部分。

       進入新時代，我們的公益慈善事業與過往相比產生了很大不同。在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經濟總量的增速放緩，但財富聚集的勢頭在加強。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行為產生改變，社會行為同樣也要發生改變。

       老一代的慈善家主要用捐款的方式解決貧困人群的溫飽問題。那么現階段的公益慈善事業既要提倡捐贈，更多地則要打通政府、企業、社會間的聯系，通過一些項目的共建來造福民生。

       以大病救治為例，每年國家醫保基金的總支出是萬億級的，而針對大病的財政補貼以及社會募款合計也超過千億，但依然有患者為大病犯愁。所以在錢的問題之外，公共合作的理念格外重要。在數字時代，如何暢通患者、社會組織、醫療機構、政府之間的信息共享？這就存有項目開發的空間。

       再者，現在社會各界對于公共學習平臺的需求迫切。學習平臺對孩子們的教育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同時也能緩解老年人的苦悶，消解老年人的孤獨。中央針對家長學校、兒童主任等項目下發過許多文件，平臺的建成對于促進這些項目的推廣落地也有好處。這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很多帶有專業色彩的事情應該看到社會人士的身影。

       總而言之，現階段的公益慈善事業應當具有更大的社會效益，我們需要研究社會政策的專家、有經驗的行政工作者以及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社會組織進行更深入的對話，關注當下亟需求變的一些社會問題，而不單單依靠捐贈的力量。

       #《21世紀》：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日前在講話中提出，國家稅收政策要給予第三次分配適當激勵。如何發揮稅收對于社會捐贈的激勵作用？還有哪些手段可以幫助做好第三次分配？

       王振耀：稅收政策的調整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征收遺產稅以及其他的直接稅。古人已對如何看待財富的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大學》里提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許多中國企業家也告訴我，沒有德行是駕馭不了財富的。光留財不留德，恐怕會害了孩子。富豪們給孩子留下一堆金山，這些孩子不用努力就能取得成功，這對社會是一種傷害。所以國家征收遺產稅還有其他的稅種，有利于形成橄欖型的社會階層結構。

       另一方面，只要你投身社會捐贈，那相應地就要減免稅負。一征一減，等于是國家送給大企業家們的兩個禮物。既有利于教育后代，形成努力奮斗的家風，又能利用這筆資金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何樂而不為呢？

       當然稅收政策只是其中的一個手段，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宏觀政策也要相對應地跟上，包括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對公共服務的升級，對慈善行托行業的監管等，要在法律層面容納下更多的愛心。

       再有就是我們要對做出奉獻的愛心人士予以表彰，這點還做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培育行善光榮的社會氛圍，凝聚正確看待財富、助力社會事業發展的共識，這才是做好第三次分配的根本路徑。

       何以重振公眾信心？

       #《21世紀》：當前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現狀如何？

       王振耀：在2016年《慈善法》頒布之后，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到2021年，全國社會組織數量已超過90萬個，其中公益慈善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大量的社會資源開始動員起來。

       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意識在顯著增強。前些年學界在研討垃圾分類、“廁所革命”這些議題的時候，社會大眾報以不理解的態度。但現在，這些工作已經被放在國家的高度推進，大家也認識到，一些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問題關系到國計民生。

       蘊藏在中華文明之中的大善大愛精神，近些年來也不斷涌現。罹患重病的患者通過網絡平臺募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籌集上百萬的善款；遭遇疫情、災害的地區，更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以現階段我們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基礎。

       當然，我們還要許多工作要做。從捐贈數量來看，我們單年的捐贈金額還停留在一千億人民幣左右。盡管不是說捐得越多越好，但畢竟捐款是衡量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一些政策法律維度的障礙仍然存在，而從意識到行動的轉化過程也有提升的空間。

       #《21世紀》：如何理解我國公益慈善領域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王振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崇尚“天下為公”，所以我們的政府是民本主義的政府，而人民在遇到問題時也特別希望政府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希望通過公共政策的完善，通過政府機構的改良來服務好社會。

       在公益慈善維度，政府要為社會組織的發展保駕護航，制定相應的政策法律，提供一定的物質設施和資金的支持，社會組織也要響應政府的號召，從而形成良性的互動。如果說一定要把兩者的關系割裂開，井水不犯河水，那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

       我在民政部工作期間負責過汶川地震的救災應急工作，有一個案例讓我印象深刻，有群眾聯系我，說他想要捐贈一車面包，如果他把這車面包送到成都的指揮部，再調度送往災區，恐怕面包早就發霉了。于是我讓他就近前往災區，安排當地收下物資并給他開好收據。

       后來我想，我們的民政系統、應急管理系統要更好地發揮平臺的功能，社會各界包括小規模、專業化的服務組織也要積極與平臺對接。在面臨災情的時候，政府的力量能夠解決很多事情，譬如受理海外捐贈時能幫助協調海關手續，能安排物資運送車輛等。當然，我也鼓勵有條件的個人或者企業直接到災區去，但一定要向平臺報備。一來能夠留下捐贈的憑據，二來當發生物資扎堆運送的情況時，我們的平臺也能起到調配的作用，讓其他物資短缺的災區能夠得到及時的援助。

       #《21世紀》：10年前的“郭美美事件”使慈善組織深陷信任危機，而在疫情與河南洪災期間，關于企業“詐捐”的爭議也不絕于耳，如何重振公眾對于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的信心？

       王振耀：首先要及時主動地向社會大眾公布調查結果，對確實存在的問題予以嚴厲打擊，彰顯政府的行動力。對于一些好心辦錯事的情況，譬如送來了質量不合格的物資，我們要把好質量檢驗的關口，但在處理上要謹慎一些，不要夸大宣傳。

       如何提升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公開透明不是把賬本在網上一曬了之，關鍵是要及時對捐贈人做好信息回饋，讓愛心人士清楚地看到他們所捐獻的款項、物資究竟用在哪里，讓他們心中有數。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各方互相信任，慈善組織及時公開捐贈信息，審計部門定期對于慈善機構或者受助單位的財務收支情況進行審計，公眾也就沒必要緊抓著賬本不放。

       “善經濟”時代，社會價值引領經濟價值

       #《21世紀》：早在2013年，你就提出中國即將迎來“善經濟”時代。如何理解“善經濟”這一概念？關于企業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有哪些路徑值得探索，又要注意防范哪些風險？

       王振耀：從2000年到2011年，全球人均GDP由5000美元左右提升到超過1萬美元。但在之后的十年，人均GDP基本是徘徊不前，在1.1萬美元左右浮動。

       隨著經濟一路增長，我們所追求的是從“沒有”到“有”，從“少”到“多”。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意味著物質財富的總量極大豐富，我們就開始考慮從“好”到“更好”的問題。

       2019年，我國人均GDP邁過了1萬美元的關口，整體的商業邏輯也在發生轉變。過去是經濟價值引領社會價值，而現在社會價值開始引領經濟價值。產品的質量是否符合高標準？企業是否善待顧客、善待員工、善待環境？這些指標越來越成為衡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經濟發展的目標轉為“求善”，我就把這個時代稱之為“善經濟”時代。

       在中國的語境下，公益慈善事業已經不再是企業發展的備選項，而是必選項。國家正在大力推進公共服務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企業將自身的理念使命與社會的需求對接融合，以對待項目開發、對待投資的認真態度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探索的路徑是不盡相同的，大企業應當把眼光放得高遠。我舉幾個例子，曹德旺先生創辦的基金會捐出100億元，目的是建設一所新型大學，提升我國的科技創新水平；內蒙古老牛慈善基金會捐資修建了兒童探索館，就坐落在中國兒童中心園內，這對于孩子們的身心健康來說特別有好處；騰訊基金會發起的“99公益日”活動，也是用科技的力量助力公益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

       至于中小企業，一方面可以多方形成合力，選擇熟悉的領域開發針對性的項目。另一方面可以下沉社區，通過點對點的幫扶在基層發揮作用。不是只有大項目、大手筆才叫慈善，精準解決基層的難題同樣會獲得社會的尊重。

       在新發展階段，對于企業公共價值的評價已經產生了多維度的標準。包括ESG評價在內的綜合性評價也將推動企業更積極地擁抱善與愛。在企業“向善”轉型的過程中，也要注意防范一些問題。首先，有些企業從事的公益慈善活動隨意性較強，不具有計劃性和可持續性。大災來臨之后，我捐一筆錢就算完成任務了，這樣的捐贈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掛不上鉤。

       其次，國家也想通過對第三次分配理念的弘揚，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那么企業既要注重對外的援助，對于企業內部身陷困難的員工也要及時幫扶。再者，企業要注冊成立自己的基金會，請專業的人才來負責管理基金的運行和項目的開發。公益慈善不僅是一個儀式，我們需要將它正規化地長期運作下去。最后我還想再次提醒，企業要注意和政府及社會多進行良性互動，了解各方的需求在哪，免得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

       #《21世紀》：在“善經濟”時代，如何通過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助推社會文明的進步？

       王振耀：在社會治理方面，公益慈善的力量能夠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相較政府和企業而言，公益慈善組織更能試錯，更能在社區治理、養老服務、弱勢群體關懷等方面嘗試走出一些創新道路，民生領域需要深度的互動合作。

       公益慈善事業也能為經濟發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在有的發達國家，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10%，而公益慈善事業創造的價值能夠達到GDP總量的5%，我們當前還存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試想當中國迎來了這樣的時刻，那社會整體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公共服務精神自然水漲船高。

       中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的階段，我們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而公益慈善力量應當走在國際合作的前頭。不僅是政府推進的大型工程能讓世界人民受益，即使是一片小的善心也可能為其他國家的建設發展貢獻出中國智慧。

在這樣一個時代，特別需要我們敞開胸襟，心懷大愛，肩負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投身于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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