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事的哲學，一定做能力大于目標的事，不做目標大于能力的事。對年輕人而言，這是可以借鑒的。不要抱負太高，想包打天下，就做你能力范圍內的事，最大程度釋放自己的能力、熱情和可能性。”日前，南都公益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希望工程發起人徐永光在接受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CFF）專訪時說。
回顧行業40年，他認為，老一代已經留下了一條崎嶇蜿蜒、起伏不平，但方向正確的路。他也相信，中生代的強大將代表著中國公益的未來。
* 1987年，時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的徐永光在中央團校講課（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01.
CFF：40年，對您意味著什么？40年前，您在哪里？上世紀90年代，您曾經說過，有本事的人未見得都奔仕途一條道，您本人能把希望工程做好做大，此生足矣。您曾經也提過，南懷瑾先生有勸導您，在希望工程“功成身退”后，再“做點別的事”。您在人生不同階段、不同崗位上關注的主要矛盾有哪些變化？
徐永光：1981年，我在團中央干部二處擔任副處長。全國的團省委書記的任命要經過團中央許可，當時干部二處的工作主要是考察省一級的團委書記。
1988年5月，開完共青團十二大，我就準備退。團十二大通過了由我參與起草的《共青團體制改革基本設想》，里面提出要建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為青少年發展籌集資金。當時青少年這塊工作，除了各級共青團的行政撥款，沒有專門的發展基金。
改革開放10來年，中國那時還很窮，我覺得可以再開創一項事情。仕途不是我的追求，我就決定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長，創辦基金會。于是團中央從青年旅行社那里給我找了10萬塊錢，作為中國青基會的注冊資金，之后就有了希望工程。
回過頭看，如果我當時選擇走仕途會如何，誰都不好預計今天如何，假設任何可能性都沒有意義。但能做一件自己全情投入并且具有開創性的事情，我覺得非常幸運。改革開放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激情燃燒的歲月，能投入其中，有機會做一些事情，你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我很知足，也很感恩。
我1992年與南懷瑾相識，他當時給希望工程捐款5萬美元，我到香港向他報告捐款落實情況，之后每年至少去一次。他對我如何做事一直是耳提面命，一直給我潑冷水，說他就當“冰果店老板”。他告誡我“謗隨名高”、“功成身退”的道理，這對我很起作用。
1988年我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長，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改革設想難以實現。當時我提出團干部要走非職業化道路，要兼職不要專職，這樣才能聚集最優秀的人才，實現“聚才”功能。30年后的今天，共青團兼職領導人出現了，像現在安徽團省委副書記蘇明娟（希望工程“大眼睛”）就是兼職的。但我提得太早，受到很多人反對，團中央十二大選舉，我得票數倒數第二，差一點落選?？鬃釉唬?ldquo;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我就選擇另擇道路，離開了“仕途”。
* 徐永光（左一）和希望工程“大眼睛”蘇明娟合影
到了90年代末，希望工程十周年后，我又萌生退意，再次提出辭職，辭掉了秘書長，由顧曉今來接任秘書長。2001年以后，中國青基會的具體工作，我就不管了。有人采訪我，問我退了以后還能做什么？我說我至少可以找個可以吃上飯的活兒，比如做獨立撰稿人，寫東西我還是可以的。當然很多事情也不能都隨你的愿。
南懷瑾給我設計了很多條路，他辦了一個國際學校希望我去做，后來又希望我回去做官。我說做好官容易嗎？貪官、庸官我也不會做，這條路不適合我。最后他問我，愿不愿意去做和尚？我說吃不了那份苦?，F在想來，很有意思。我想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有強烈興趣并值得我全情投入去做的。
希望工程做了10年,在最高峰時我就堅決退出，退出是我的做事風格。一是事成了我再待著也是多余，二是說不定還會出亂子，因為我膽子太大，敢冒風險。所以應見好就收，甚至異想天開在上個世紀末把希望工程送進博物館，“供起來”，保持完美狀態。結果，除了我自己，幾乎沒有人答應。
后來，我還有兩次“退”的經歷。2005年，我擔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那時的民政部長李學舉是我在團中央任組織部長的前任，當時的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俊也歡迎我去做副會長。在中華慈善總會，我也想做點改革的事，但沒成功。
2005年召開首屆中華慈善大會，我和王振耀一同擔任大會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大會報到時，發給參會人員的大會手冊上沒了我的名字。顧曉今發現了直接跑到學舉那，說這么搞太過分了。學舉就把振耀叫去訓了一頓。王振耀也不知情，他很生氣，很厚一大本的名冊，說是要去重印。我說“振耀，可不能這樣，都已經發到大家手里了，再重印就出問題了！”我說“現在已經是‘大會體制’，沒有我無妨；再補印一張大會籌備機構組成名單，我和你是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一張紙就解決問題。”會議結束，我就遞交了辭呈。之后與我的老朋友周慶治一起籌備南都基金會。
還有一次“退”，在基金會中心網三周年后?；饡行木W創建過程也非常困難，但是經過三年努力，立起來了，我的使命也算完成了，就要退出，于是請何道峰來做理事長。
大體上是遵循這樣的規則：想做一件事情，如果付出再大的努力都辦不成，我就選擇“逃”。不“逃”就是在那浪費時間，消耗資源。這是我在團中央和中華慈善總會“退”的經歷，是知難而退。青基會和基金會中心網，事情做成了，繼續呆著也是浪費，選擇退，這是功成而退。
我做事的哲學，一定做能力大于目標的事，不做目標大于能力的事。對年輕人而言，這是可以借鑒的。不要抱負太高，想包打天下，就做你能力范圍內的事，最大程度釋放自己的能力、熱情和可能性。
* 2000年，徐永光（左一）與南懷瑾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02.
CFF：去年，您參加基金會論壇思想峰會的時候談到，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做公益的一代人，多半是體制里出來的，帶著一種理想主義色彩來做公益，大家都很抱團，都想為改變中國、改變世界做點事。這些年來，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給您留下哪些美好回憶？有沒有留下比較大的遺憾？
徐永光：美好的回憶太多了。兩三個月前，我去了浙江，直接見證了幾個希望工程受助生的成長。在杭州開會時，有兩個年輕人給我獻花，說自己曾是希望工程的受助者，現在企業發展不錯，已經開始做慈善。在溫州肯恩大學交流時，又上來一個年輕人，是溫州青年慈善圈的一個小領軍人物，也告訴我自己曾受希望工程資助。
不久前要去溫州南懷瑾書院，浙江新湖基金會秘書長葉正猛的一位大學同學告訴他，徐老師來溫州，要當面給他講個故事：“1999年我帶著一位女友，在平陽縣培培外國語學校希望之星班各資助了一名學生：周君華（女）、楊少石，兩位現在是夫妻。少石是北郵的教授，君華在英國就職，她是劍橋大學藥學博士”。這些年輕人命運的改變和成長，對我來說是最美好的見證。
至于最大的遺憾是，中國公益事業未能得到預期的發展。我最近就第三次分配發了一些言，其中講了2004年我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和范寶俊先生一起提的提案，就是關于第三次分配，同時列舉了希望工程十周年時評估的數據。
1998年時，希望工程已經救助了上百萬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當時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為希望工程的效益評估捐了100萬元專項資金。當年在省會城市入戶調查16歲以上的人口，希望工程的參與度與知曉度達到94%，為希望工程捐過款的占63%，無論是個人捐贈還是集體捐贈，98%以上是自愿捐贈，并且個人捐贈為主體。當年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都在做項目，模式基本上是需求導向、公眾參與，打造公益品牌。如果一直按這個路子走下去，中國公益到今天會完全不同。
* 1998年，徐永光在希望工程效益評估結果發布會上（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后來，許多地方政府覺得慈善可以為政府所用，直接操盤慈善。在此之前，希望工程和一些“官辦”基金會雖然有政府背景，但還是以民間的模式運行的，沒有搞“以權謀捐”。
政府大規模介入慈善可能是2005年之后，這一年的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支持慈善事業發展”。本意是政府支持民間慈善發展，結果一些地方政府在后面加了4個字，變成“支持慈善事業，發展第二稅源”。
到處刮慈善風暴，甚至下文件，要求企業按照營業額的比例攤派捐款。從此以后攤派風越演越烈，當時我寫了很多批評的東西，說這是綁架民意、傷害愛心、掏空社會、搞死慈善！民間公益是接受公眾和社會監督的。政府介入，誰能監督？還怎么保證公開透明？
郭美美事件，在全世界有影響。實際上郭美美沒有花紅十字會一分錢，可為什么一個小女子能夠毀掉百年老店？就是因為紅十字會不透明。
以權謀捐、任性、不透明，讓中國公益慈善公信力下降，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當下中國公益慈善的公眾參與度，肯定沒超過10%；99公益日也主要是朋友圈“殺熟”。中國公益三四十年，在公眾參與度上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需要我們深刻反思。
目前第三次分配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之一，假如中國公益還不前進，不走上“民間的事情民間辦”的正確道路，公信力還會繼續走低。將來誰做公益誰就是壞人、是騙子，我們就進入騙子這個行列了。到了這個地步，中國公益將萬劫不復！
* 徐永光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19年會年閉幕主論壇發言
03.
CFF：您曾經說過，希望工程屹立不倒，重要的功勞是媒體一直在進行監督和批評，社會監督是希望工程的保護神。您和您領導的中國青基會，上世紀90年代與香港《壹周刊》較量，本世紀初與香港《明報》較量，這兩次較量或斗爭對于希望工程和民間公益的發展，有何歷史意義？
徐永光：對公益事業的監督，最重要的是捐款人的參與和監督，讓每一筆捐款背后都有一雙監督的眼睛。捐款人的參與是積極、正面的、可持續的，而監督是阻止你犯錯誤的。這個機制設計比任何外部第三方的監督都重要，因為只要發生問題一定會被發現。
希望工程捐款落實中就有幾個捐款人發現了問題。一次是陜西的一個校長把一部分希望工程的捐款分給了鄉鎮干部子女和他自己的孩子。捐款人去看這些孩子，發現不對，他們穿的衣服比別的孩子還好。結果一深入調查，原來這些不是該資助的對象。于是這個校長被撤職，鄉鎮干部也受了行政處分。
后來2000年左右，我們遇到一次信任危機。那時我是中國青基會副理事長，央視白巖松和我直播連線，一位上海的捐款人實地調查后披露捐款被挪用的嚴重事件，他的捐款經層層劃撥到了某個鄉鎮管教育的負責人手里，這個人偽造了孩子們的信給捐款人，貪掉了錢。捐款人收到好幾封“受助孩子”的信，覺得不對勁，自己就去走訪，最后發現了真相。白巖松跟我直播連線時，我立馬表示，不管是哪個部門的管理者作了假，都反映我們在管理上還存在盲點，我們馬上改。后來就有了資助直通車，要求受助的孩子或者他們的家長建立賬戶，捐款直接撥到受助人賬戶上。
公益項目環節很多，中間有些問題可能我們未能及時發現，但這種捐款人直接的參與、監督，能夠讓公益的腐敗率降到最低。有些項目是青基會、捐贈人和地方政府多方參與落實的，各方都有管理監督責任。寧夏某個縣長曾經很直白地跟我說，“希望工程的每一分錢在我眼里就像磨盤那么大，分量很重，再想貪也不會貪希望工程的錢。”
媒體當然負有監督的責任。當時《明報》曝光了希望工程投資出現的失誤，媒體曝光后，中紀委和審計署就啟動調查，主要是對我個人的調查，歷時很久。調查結果是，投資有失誤，但整體有較大收益。90年代投資10個項目可能砸了8個，但有2個的收益是十倍甚至百倍，總體上是賺的。媒體說你挪用捐款去投資，其實我們是依法行事的?！痘饡芾磙k法》規定基金會人員工資和行政費用只能從利息和投資收益當中支付，不能動用捐款，在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之前都是“零成本”運行，我沒有動員捐款把攤子支撐下來了。
至于香港《壹周刊》，那純屬誹謗。我1993年提出啟動社會監督機制，青基會成立了社會監督委員會。在會上我介紹了幾個地方在希望工程管理當中發現的問題，同時也提到了“八大隱患”?！兑贾芸酚浾呖吹竭@些東西，加上他們去調查北方的一所希望小學，發現捐款還沒到位就動工了。實際上，這個流程是沒問題的，簽協議后我們規定當地投入的錢先用，因為我們吃過虧。
* 徐永光赴港訴《壹周刊》期間，與馮華健大律師交流（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一個地方建希望小學，我們把捐款給地方，錢用完了，政府承諾匹配的資金不到位，停工了。就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架勢，我們只好設法找錢來補窟窿。后來我們就在協議里規定一半以上是地方負責，地方匹配資金先投入開工建設，中期驗收合格后我們才撥款。
《壹周刊》記者說捐款失蹤那時候，實際上捐款已經在撥付途中。《壹周刊》在香港發行量很大，壞事傳千里，希望工程的信譽在香港被毀于一旦。我們先發聲明、調查報告等等，但光打筆墨官司行不通，說你黑了，想洗白特別難。那只能到香港去告它，在法庭上討回希望工程的清白。
這場官司整整打了6年，法庭上的較量是我人生當中最精彩的一幕。我在證人席上坐了8個小時，接受對方大律師的盤問。對方大概問了100來個問題，我100%打回去。香港律師樓的律師在休息時對我說，“徐先生，你到香港來做律師吧，你太厲害了！你是彈力球高手啊，所有的球都給你彈回去了。”
最后對于這個案子，鐘安德大法官的判決結果是，《壹周刊》構成誹謗，要賠償希望工程損失，并承擔我們全部訴訟費用。他的判詞里說，面對香港大律師工會主席黃大律師的盤問，本席相信原訴方證人的證供在有關責任方面完全可信并可靠（Truthful and Reliable），這是對希望工程公信力最高規格的認定了。
但是整個訴訟過程風險非常大。慈善機構訴媒體而且勝訴，在香港是空前絕后的案例。法庭上的爆料有時會很勁爆，所以當時有些機構、官員也被香港的媒體爆料，來咨詢我們能不能告，我們說告當然可以，可對方把你祖宗八代像挖祖墳一樣爆料出來，你受得了嗎？這場官司如果我們敗訴話，那是身敗名裂加上破財，自己的費用加賠付對方的，可能損失在2000萬元，青基會和希望工程也要被徹底毀掉了。
這個過程中，《壹周刊》前后6次提出和解，我都沒有接受，我就要在法庭上和你見分曉，討回清白。當時我們團隊住在華潤大廈18樓，我說如果敗訴，就從18樓直接下去了。人要有這種勇氣去面對麻煩，這叫無欲則剛。我最清楚自己是清白的，如果判決不公，我就繼續上訴到底，不認輸，一定要討回清白。人家問我干嘛要這樣？我說因為希望工程高于我的生命。
* 徐永光（左四）與赴港訴訟人員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CFF：“公益市場化”是您較早的一個主張，也引起了一些爭論。慈善本身，既是社會行為，也是經濟行為。正如小平同志講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有人認為，這些年來的公益慈善領域，市場開放太少，計劃干預太多，這是公益慈善始終做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您怎么看？
徐永光：公益社會化是目標，公益市場化是手段。在公共服務領域，政府采取競爭性方式選擇社會資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所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理論上就是公共服務市場化。既然公共服務市場化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為什么對公益市場化有這么大的抵觸情緒？
公益不僅要有市場化概念，還應有一門公益經濟學。公益經濟學解決的就是如何有效使用稀缺的公益資源的問題。我們不要認為情懷和道德高于一切，從而背離市場化的效益、效率，還有等價交換原則。公益投入成本和產出效益應該是等價的，更可能是超值回報的，這個基本原則跟市場的交易原則并無二致。
商業的投資可以用財務數據來證明是否有效，政府的財政投入也有事先預審、事后審計，公益投入則應該有評估。國外一些基金會項目投入的評估費占總支出的6%，很燒錢，但很值得，只有經過評估，才能夠幫助你有效投入，不浪費有限的公益資源。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四件皮夾克的公益經濟學思考》。我分析一個村子，許多互不通氣的慈善機構冬天給災區村民“送溫暖”，每人發四件皮夾克，全部投入大概花了12萬元。經過公益經濟學的分析，我發現4000元就能解決問題，現在多花了30倍。最后公益機構還可以繼續拿著發放冬衣的登記表去騙取捐款人的信任，這實際上是公益坑蒙拐騙。一位婦女說，我不需要四件男士皮夾克，我家里有嬰兒，我需要嬰兒奶粉。這就是任性公益，不講投入的效率，覺得情懷最偉大、過程很享受、結果不重要。明明是假的，結果還能拿去蒙得更多的捐款。
04.
CFF：今年年初我們在專訪福特基金會（美國）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時，她提到，“中國的基金會行業和公益慈善事業還處于早期的發展階段，有很多可以學習和積累的經驗，也會犯一些錯誤需要不斷改進。”就目前的數據來看，中國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會數量僅占總數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會數量占總數的65%，大多數基金會屬于年輕基金會。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徐永光：如果是用基金會資金的收支方式來衡量，那確實是在初級階段。美國的基金會是給公益部門撒錢的，每年捐款總數4000多億美元當中，有大概13%來自于基金會捐贈撥款。但是中國的基金會不是撒錢的機構，而是吸金器，大部分的捐款流向了基金會、還有慈善總會。在中國，基金會99%都是做自己的事情，是運作型不是資助型的。從這個狀況分析，中國的基金會確實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
但是另一個方面，中國基金會行業的發展也有中國的特色。美國的慈善事業主要是個人拿錢，慈善家不是拿公司的錢做慈善，而是拿自己的錢做慈善，用收入或者股份來做慈善。那么中國的飛速發展、財富大量積累的過程總共才二三十年，30多年前，中國沒有富人，中國只有窮和更窮的人。基于這個原因，中國的慈善捐款大頭不是來自富人，也不是來自公眾，而是來自企業。中國企業捐款占60%以上，美國企業捐款不超過5%。
* 1998年春節期間，包括朱傳一（左二）、徐永光（右一）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受邀赴美學習考察（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我一再強調，企業捐款一定是自愿的，因為在企業發展過程當中，已經在承擔剛性的社會責任，包括創造產品，解決就業，給國家交稅，企業把蛋糕做大，才能支撐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直接讓企業捐錢做第三次分配，實際上是釜底抽薪，消減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本錢。中國慈善捐款以企業為主，企業也試圖通過做慈善來提升企業形象和美譽度，這是中國發展階段的特色，但不是方向，不宜過度提倡。
中國初期的基金會，走的路子是對的，但后來政府權力介入慈善領域，慈善行業的公信力開始下降。中國的基金會本來就在早期發展階段，再走下坡路，我們就要退回“史前”了。
今后，不要光用捐款額來衡量中國慈善是上行還是下行，而是要追蹤捐款往哪里去了，用在了什么地方，解決了哪些問題，應該建立一些靠譜的評估工具，來衡量我們的價值和方向。
05.
CFF：長青圖書館收藏了您主編并于1999年出版的一套《第三部門研究叢書》，這套叢書是我國公益慈善領域較早的系列研究之一，邀請到一流學者擔任課題主持人進行深入研究。回頭看，當時這套叢書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徐永光：這套叢書立項應該是1998年，那時候青基會為叢書的編寫出版投了120萬元，一筆不小的數目，為這樣的基礎研究做這樣的投入，當然我沒有動用捐款做這件事。現在這套叢書還是香港的社會學專業研究生的推薦讀物，說明還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好的研究，一定會留下痕跡。
目前國內對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投入很不夠，甚至對于應用科學的研究也不屑于投入。比如說芯片，因為研發成本高，我們就買現成的，現在被卡脖子卡得非常慘，連汽車芯片供應不足，汽車制造都要大減量。所以一被掐脖子，我們就露餡了，這肯定不行。
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科學或公益慈善領域，我認為對于一些基本問題的研究和投入，如果我們不重視，最終是要吃虧的。行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應該更多，不要只看眼前的收益，還是要著眼于長遠的效益。
* 長青圖書館收藏的《第三部門研究叢書》
CFF：長青圖書館收藏有中國青基會通訊2002年合訂本，其中不僅記載了中國青基會的動態，也登載多篇行業研究文章。今天跟您請教的一些問題，很多背景材料是從這本通訊合訂本里看到的。類似通訊這樣的基金會行業非正式出版物，長青圖書館館藏約有5000余件，直觀地記錄了基金會行業的發展。
基金會行業的歷史和記憶需要記錄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討論和傳承。在您看來，行業相關各方能夠為此做些什么？您對基金會論壇和長青圖書館有何期待？
徐永光：這個問題很好。90年代初，我就提出青基會應有一位檔案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目前在這方面國內做得最好的是老?；饡?，數字資料保存都用上了恒溫裝置?，F在很多機構還不是很重視記錄自己的歷史，通過長青圖書館，不僅可以把機構的檔案收藏保存起來，還可以通過資源信息的開放，借助互聯網信息手段，推動大家增強對公益行業歷史資料保存的意識，把自己的發展軌跡記錄下來。
我覺得長青圖書館除了做好自己的收藏和共享之外，還要倡導行業每一個成員重視資料的收集，共同記錄機構和行業的發展軌跡。把這個事情做好了，長青圖書館的價值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F在的數字化記錄，不會消失也不會變質，對于公益組織做好這方面工作很有利。
* 2016年《慈善法》頒布后，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正式更名為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徐永光（左三）出席交旗儀式
06.
CFF：您當年概括希望工程有“八大隱患”：體外循環、假名營私、體制摩擦、政策風險、管理失誤、無端中傷、失準評判和自砸招牌。放大到如今整個基金會行業或公益慈善事業，您當時提出的“八大隱患”有何現實借鏡？對如今的行業發展，您有何提醒？
徐永光：從整個行業來看，這些隱患如今或多或少都存在。
我講的“體制摩擦”，主要不是講公益行業和政府的摩擦，而是好多機構自身存在的體制摩擦。從政社關系的角度，如果體制摩擦依然長期存在，那就是沒有落實好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精神。我們需要努力向這個目標接近而不是后退。
“政策風險”也當然無處不在，有些政策是好的，有些政策是不好的。好的政策沒有貫徹，是很大的風險；不好的政策你去突破，也是更大的風險。
“無端中傷”的問題到現在還存在。在這個問題上，國內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完善和解決，包括第三方評估的健全。如果再出現一些公益事件，就由中立的第三方來進行調查，這樣就防止下面一條“失準評判”的隱患。
我認為把中國紅十字會和郭美美聯系起來，也叫失準評判，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比我想象的還要厲害。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有位教授叫齊慕實（Timothy Cheek）是中共研究專家，他寫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還寫到郭美美，令人感到意外。最近，劉靜從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完碩士回國，她從希望工程受助生到公益人，是公益價值的見證者。令她最難以接受的是，新加坡同行一說中國慈善，必提郭美美。足見郭美美現象是中國公益慈善的“塔西佗陷阱”——難以擺脫的信任危機。
媒體不專業，讓公眾對慈善事業產生誤判。我經常對媒體的朋友講，媒體要專業化，不要誤導群眾，誤傷忠良。
劉選國（編者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的一句話說得很到位：“公益行業，不會一榮俱榮，但肯定會一損俱損”。行業里面“自砸招牌”的行為還是要盡量避免。
* 1998年3月，徐永光出席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CFF：去年您提到，中國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中生代、新生代來挑重擔，需要有抱負、有格局、有擔當。您對青年公益人還有怎樣的期許？
徐永光：現在這個年代，按理說我們早應該出局的。如果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還在指手畫腳，整體上就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用我們過去的價值觀和生活的經歷，來對現在的青年人提要求也不合適。所謂的野心、抱負、格局、擔當，在現在的時代都要有新的解讀?，F在的新生代處于人機一體的生活環境，和我們時代面對的社會形態完全不一樣。用過去的理念來要求新生代，我們經常會有誤判、誤導。
但是，中生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人，特別重要。中生代相對比較了解老一代，也容易了解“人機”新一代。所以，中生代的強大，就代表著中國公益的未來，這是我特別想說的。
CFF：您如何評價您這一代人以及你們所做的事業，對整個中國公益行業的價值？
徐永光：我們在歷史上是留下東西的，雖然我們鋪的這條路不是很寬，崎嶇蜿蜒、起伏不平，但是這條路的目標是好的，方向是對的。年輕人踩著我們鋪的路或者是踩著我們這些鋪路石，往這個方向走，一定不會錯。我把這條路稱作朝圣之路。謝謝。
* 2008年12月5日，中華慈善大會在北京召開，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李克強、回良玉親切會見中華慈善獎獲獎者。圖為胡錦濤與徐永光親切握手（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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